公司转投资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作为企业资本运营以及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基本手段，转投资具有促进规模经营、增强抗风险能力和强化市场竞争力的功能；另一方面，其又会产生虚增资本、滥施控制力的潜在危险，损害债权人及少数股东的利益，甚至扰乱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本着谨慎的立法态度，对公司转投资采取了严格限制的立法模式，然而，时至今日，这种立法模式已经难以适应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本文通过对公司转投资的法律界定与立法发展的介绍与分析，进而研究了我国对转投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认为我国公司法应当放宽对转投资行为的限制转而采取合理限制的立法模式。并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公司转投资法律规制的模式构想。全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从公司转投资的法律界定入手，阐明了转投资行为的要素、类型及与其相关概念的联系与区别。通过对公司转投资法律规制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的立法例形成与发展的考察，明晰了公司转投资法律规制的立法模式的选择是与社会经济发展休戚相关的。“转投资”这一概念源于公司法原理对公司权利能力限制的规定，它并非立法中的固有概念。通过对公司转投资的概念在立法上与学理上的对比分析，笔者认为，公司转投资的概念可以认定为公司依照法律的规定投资于他企业法人并取得他企业的股份所有权的法律行为，包括长期性转投资行为与短期性转投资行为。因此，转投资行为的主体是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即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而不包括非公司企业法人；转投资行为的投资对象除了立法承认的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外，还应包括其他非公司企业法人；转投资行为的形式应当限定于股权式投资，而不应当包括债权式投资，包括长期性转投资行为与短期性转投资行为。根据不同的标准，转投资行为可划分为长期性转投资行为与短期性转投资行为、战略型转投资行为与财务型转投资行为、单向转投资行为与双向转投 58<WP=64>资行为。为了更好的了解转投资行为，笔者将公司转投资与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分析，从中得出它们的区别与联系。通过对公司转投资在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发展考察，可以看出，立法对转投资行为的限制遵循的是由严格限制到逐步放宽直至不予限制的发展脉络。基于我国目前经济快速发展与经济环境仍较发达国家滞后的现实，在公司转投资法律规制的立法模式选择上不能盲目的照搬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的立法例，而应采取合理限制的立法模式。　第二部分主要论及我国当前《公司法》对转投资行为法律规制的模式。认为此种严格限制立法模式的确立是与立法当时的经济环境相适应的，但在市场经济较为完善的今天，采取严格限制的立法模式就是不适宜的。　我国对公司转投资采取严格限制的立法模式主要是由于转投资行为本身易导致诸多弊端的产生，包括导致资本虚增、公司治理结构的失衡、债权人与小股东合法权益的受损、垄断组织的形成、资本自由流动的阻碍等。同时，如果将转投资行为存在的先天缺陷认定为内部原因，那么，公司法制定时所处的经济环境与法律背景就是促成这一立法模式形成的外部原因。那时大部分的公司都是由国有企业转化而来的，“国有股”的保护成为立法的重点；企业也刚从“生产型”转为“经营型”，转投资行为较少；当时的证券市场也很不发达，资本自由流转的市场空间不大，转投资行为缺乏配套的经济环境的支持；同时，最为主要的是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容易导致投机行为的发生，而当时并没有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因此，为维护市场的秩序与股东的权益，立法者不得不采取了严格限制的立法模式。然而，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尤其在市场经济逐步完善后，《公司法》第 12 条自身的不足之处非常明显，其在投资对象的范围上、投资额度的比例率上、对股东意思的尊重上都存在着不容忽视问题。同时，《公司法》第 12 条的规定也欠缺其他与其相配套的法律制度。第三部分通过分析目前的经济环境与法律背景，认为我国目前可以放宽对转投资行为的法律规制。但基于转投资严格限制的立法传统及现实的经济环境，我国不宜完全放宽对转投资行为的立法限制，而应采取合理限制的立法模式。　 59<WP=65>我国不宜完全放宽公司转投资限制，原因在于公司转投资不予限制的立法模式是扎根于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土壤之中的。由于我国目前的商业信用体系仍不完善，同时，我国也欠缺实行完全放宽转投资限制所配套的法律救济措施，因此，无法为完全放宽公司转投资的法律规制提供一个可操作的平台。在目前的法制环境下，采取公司转投资合理限制的立法模式有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利于促进国内外资本的流通、有利于鼓励公司的多角化经营、有利于资本的有效运用、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从另一方面看，公司法自身的性格、资本维持原则的历史局限性及效率法价值在现行法中的重要性都为我国实施公司转投资合理限制的立法模式提供了可行性。第四部分着重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