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在近代以来饱受西医冲击与政府歧视,先有“漏列中医案”,后有“废止中医案”,面临灭亡威胁,中医急需自证存续价值以重拾国民信赖。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医界有感于成立中式医院的时机成熟,在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和中央振济委员会委员长朱子桥领导下,在各慈善团体和爱心人士襄助下,在医药界有识之士大力促成下成立中医救护医院(中医救济医院原名),以医治伤病官兵和贫困者为宗旨,在战时广泛开展救济工作,成效显著。中医救济医院自1937年10月9日在南京成立以来,积极支持抗战工作,为抗战前线输送药品、诊治伤兵残兵、照看救护伤员难民,始终坚守宽仁救济的本意。随着抗战局势急转直下,中医救济医院随国府西迁重庆,在抗战大后方继续广施救护,医治伤兵难民,履行救济使命,彰显中医济世之心,践行救护义务。中医救济医院西迁至重庆大梁子磁器街62号后,秉持将中医特色与救护紧急用药相结合的理念,聘请医师、护士,分设门诊与住院部,免费救治难民、伤兵,继续支持抗战事业和服务民生,提供门诊、送诊、住院治疗、家庭顾问、机关团体学校卫生顾问等服务。中医救济医院在抗战服务过程中,坚持发扬国医国药之固有特长,实施救护宏愿,以增厚抗战力量,尽救国责任,贡献良多。先后在重庆夫子池、青木关、南岸下新街、歌乐山、山洞、沙坪坝、姚家湾等处增设分支机构,在通远门、菜园坝、黄桷垭、小龙坎等处新建义诊所,在完善体系的同时广施救护。中医救济医院的医疗服务不仅对抗战贡献良多,减少伤亡,保障了民族再生力量和维护了社会稳定,对后方疫病预防与诊治、陪都医疗卫生风气引导、大轰炸救护等工作亦是卓有贡献。然而中医救济医院在战乱中几经迁移,经费短缺,管理方式虽仿照西式医院,却难得其精髓,使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经营状况不容乐观。又因其财政收入过于依赖政府拨款,未能形成有效的自足自给财政收支体系,在国民政府断资后难以为继,只能停诊,逐步歇业。中医救济医院是近代以来中医科学化的尝试,虽未能久存,却在存续期间对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的支持、对社会文明的引领、对卫生风气的改善、对中医存废之争的回击等多项工作贡献颇巨,还为中医发展开辟了新路径,是一次中西融合的创举。中医救济医院用实际行动做出抗战贡献,促进中医进一步得到政府认可,不仅提高了中医地位,更为其谋得法律政治保障,是医药史上一次重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