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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本研究旨在了解宫颈癌患者的心理状况及生命质量,同时研究心理状况和生命质量和疾病相关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方法:1、研究对象:2007年1月到2008年1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虹口区妇幼保健所、江湾医院根据病史记录手术病理证实为宫颈癌或癌前病变的汉族妇女227例,要求患者本人了解病情,自愿参加调查,无精神疾病和意识障碍。以及年龄、学历、职业、婚姻状况相匹配的正常对照人群200例,签署知情同意书,确立为本研究对象。2、研究方法:通过Zung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Zung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TCSQ)及宫颈癌患者生命质量测评量表FACT-Cx(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ncer Therapy-Cervix)和自行设计的多项目问卷调查以了解宫颈癌患者心理状况和生命质量及相关的影响因素。3、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采用SPSS15.0统计分析。描述生命质量水平在不同特征人群中的分布,采用单因素分析探讨潜在危险因素,显著性标准α=0.05。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法拟合与相关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模型,纳入标准为0.05,移除标准为0.10。结果1、宫颈癌患者抑郁发生率为36.56%(83/227人),焦虑40.52%(92/227人)。宫颈癌组SDS、SAS评分均高于对照组。2、影响宫颈癌患者抑郁症状的因素有年龄、经济负担、手术方式,而影响宫颈癌患者焦虑症状的因素有年龄、文化水平、癌症分期。手术切除子宫、年龄越大,经济状况差的患者抑郁症较明显,年龄小、分期越晚、文化程度高的患者焦虑症状较明显。3、宫颈癌组积极应对得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消极应对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显示患者采取的消极应对方式较多。4、宫颈癌组消极应对得分与SAS、SDS评分呈正相关(P＜0.05),即消极应对分高,抑郁、焦虑评分就高,心理状况就差;而宫颈癌组积极应对得分与SAS、SDS评分呈负相关(P＜0.05),即积极应对分高,抑郁、焦虑评分就低,心理状况就好。5、宫颈癌患者平均生命质量评分为143.78±16.19(95%CI:141.66～145.17),FACT-G评分为93.95±12.16(95%CI:93.36～94.94)。6、生命质量水平在年龄、居住地、分期、是否放化疗各水平之间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回归分析结果提示,诊断时期别越晚,采用化放疗患者的总体生活质量评分越低。分期越晚,年龄越大的患者生理状况越差。年龄越大的患者医患关系分数越低。分期越晚,居住在农村的比上海本地的患者情绪状况评分低。年龄小、采用化放疗、分期越晚的宫颈癌患者的其他忧虑评分低。结论:1、抑郁和焦虑是宫颈癌患者存在的症状,并受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在宫颈癌患者治疗过程中,辅助有效心理干预措施减轻或消除心理症状具有重要意义。2、宫颈癌患者采用消极应对方式较多,影响患者的心理状况,因此采取正确的积极的应对方式,正视自己的疾病,是改善心理状况的重要因素。3、宫颈癌患者平均生命质量评分为143.78±16.19(95%CI:141.66～145.17),FACT-G评分为93.95±12.16(95%CI:93.36～94.94),肿瘤的临床分期和治疗方法是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早期诊断宫颈癌、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对于宫颈癌患者的生活质量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