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实践中,由于公司股权结构、控制权结构乃至股东会或董事会议事方式与表决程序设计的诸多原因,公司陷入僵局的现象并不罕见。随着公司僵局的出现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公司僵局的发生使公司的正常运作处于停滞状态,公司、股东及利益相关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探究公司僵局的成因,寻求化解公司僵局的路径就成为公司法的一个迫切需要。我国在借鉴国际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公司法实践的需要,于2005年颁布施行的新《公司法》第183条中确认了出现公司僵局时股东享有解散公司诉权。此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5月29日发布了《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进一步细化了股东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之诉的裁判规则。然而,新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司法解散的制度虽然先进了许多,但相关的法律规定及配套规则仍太过笼统和原则,这给司法实践的操作带来了新的困难。对于如何正确适用司法解散制度、如何实现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平衡、如何在个案中体现出裁判的公平与效益的兼顾等问题,就急待理论研究的深入以促进立法的完善。国外对于公司僵局的司法解散机制研究较早且颇为深入,我国在2005年引入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之后,国内学者对该制度的研究也变得炙手可热。然而,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是停留在探索司法解散制度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主要集中在对司法解散制度的程序性事项的探讨,对于公司司法解散机制的基础理论则研究较少。随着我国公司司法机制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有必要追根溯源,探寻并构建起公司司法解散机制的理论大厦,唯有如此,这一制度的存续与发展才有可能长久。在本文的写作中,运用了比较、归纳、分析、文献等研究方法,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论述及各国的实际立法成了本文的有益参考。本文立足于公司僵局的视角,对公司僵局及其司法解散机制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总结了司法解散机制的四大理论基础,比较分析了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公司司法解散机制,针对我国公司司法解散机制在立法与司法中面临的发展困境,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尤其强调恶意诉讼的防范以及替代性救济措施的使用,以期能够为我国公司司法解散机制的完善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