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在中国发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给20世纪中国文学带来了诠释不尽的历史文化意义。刚刚经历了风雨洗刷的新文学先躯们还来不及展示他们的才华、写出更为成熟而深刻的文学作品之际,新文学的道路就发生了陡转。文学工具论的声音日益强大。致使作家们不得不放弃他们不愿放弃的“文学为弱势者而歌”的信仰。从上个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到20年代中后期的这段时间内,文学作品创作者中较为成熟的除了鲁迅就是叶绍钧。他的作品一面世就呈现出较为成熟的姿态,数量也是蔚为可观的。然而,由于中国社会颇为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他的作品一度被意识形态所利用。文学奴婢意识观念的干涉对他的作品的定论也是相当固定而单一的。 既便文学不再为谁服务的时代已经来临多日,叶绍钧作品仍然没有得到研究家们应有的关注。他的那些描写生存状态的小说还是没有得到认可和新的诠释。茅盾的定评也没有人去质疑在当下文学研究的可行性。潘先生这个形象也依然是万人唾骂的自私自利小知识分子。《倪焕之》这部现代文学史上弥足珍贵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还没有得到更为丰富的人性阐释,这些忽视、不足、甚至是偏见都成为叶绍钧研究的缺憾。 基于叶绍钧在文学研究界遭遇的冷落,我认为,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急需挖掘重估。我的这篇论文重点从他开启的几种题材类型来确立他的先锋地位和艺术胆识。不再楼上冷眼嘲笑潘先生这个知识分子形象,而是投入作为平常人的生存关怀解读,从而批判中国传统社会对知识分子寄托过高的道德戒律。并以现代性的眼光解读《倪焕之》这部作品,撕掉它身上背负已久的“政治文本标签”,还原它应有的人性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