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孟子》以其论辩性著称于世。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儒家先贤的“言传”和“身教”影响了孟子的论辩思想,他不仅“知言”、“知类”,还对论辩的作用以及论辩定势控制有着深刻的认识。在其独特论辩思想指导下,形成了孟子气势磅礴、酣畅雄肆而又饶有韵味的论辩特色,并在游仕后期使其论辩艺术最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其磅礴雄健的气势、高度形象的说理、卓越的语言艺术、高超的论辩技巧广为后人所称道。《孟子》论辩艺术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在社会政治方面,当权者的主动提倡和士对论辩的自觉选择使“好辩”成为战国时期的社会风尚。在人生际遇方面,周游列国尤其是游魏仕齐过程中,名辩思潮的影响、纵横之风的浸染、百家争鸣尤其是“距杨墨”的需要,最终使《孟子》的论辩艺术走向了成熟。在创作情感方面,周游列国二十年而最终不为所用,退而著书的孟子以情为墨,泼洒出了气势磅礴、酣畅雄肆的《孟子》。历史地考察《孟子》的论辩艺术,可以发现其对前代的继承和发展。《孟子》不仅在论辩技巧上继承和发展了墨辩的理论成果、名家的论辩技巧、纵横家的论辩术等前代的论辩成就,而且在文学发展上对说理文体制的继承和发展可居承上启下之功。《孟子》炉火纯青的论辩艺术随着孟学两千年来的历史沉浮,对后世说理散文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上至先秦下至汉魏唐宋以至清代的古文无不深受影响,尤其对唐宋古文影响至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