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是国家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微观动力。只有企业从小变大，由弱变强，国家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崛起。企业发展理论是一个正在萌生的理论前沿，尽管体系的完善需要更久的时间与更多的努力，但企业性质基于是技术与制度相复合的假设和企业行为遵循的是具体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贴近企业发展的实际。基于这种认识，企业内生成长理论、企业演化理论、企业自适应系统理论向长期居于主流的厂商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从历史出发，企业的技术形态与企业的制度形态作为考察企业发展历史的两条重要线索，既相互区别又不可分割的结合在一起。这种综合性、系统性的思维方式应该是模式理论的重要标志。模式与系统有着近乎天然的联系。系统结构与系统机制是模式研究的两大主体内容。企业发展模式与宏观层面的国家现代化模式存在呼应关系。李斯特创立国家经济学说时即明确地强调了企业发展的民族属性。 通过对企业发展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两个民族企业群体——美国企业与日本企业的比较分析，发现二者在时空特性上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别。从时间维度上看，美国企业是管理革命与产权革命的原发地，是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的诞生场所；而日本则是在制度引进中，自上而下的扶植起本国的企业家阶层，并建立了现代形式的股份公司制，随后又在战时体制的影响和战后改革的推行下最终完成了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企业体系的建立。从空间维度考察：技术模式上，美国企业擅长的是自主创新模式注重基础研发；而日本企业则在模仿创新中注重应用技术的创新，并且快速积累了赶超的力量。美国企业较大的优势体现在根本型和结构型创新方面；而日本企业则较擅长空缺型和渐进型产品创新。企业治理模式上，美国企业的典型特征是以独立董事为主的董事会结构、股权高度分散且流动性强、较为严格的外部市场控制和以股票期权作为经理人的主要激励机制；而日本企业治理模式的典型特征包括相互持股的产权结构和经营者主导的法人治理结构、银行作为企业外部监管的主体以及与企业集团治理相伴生的“系列”交易方式。在企业经营模式方面，日美企业在经营目标、人事制度、决策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差别，而决定这些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东西方文化对待“人”的哲学态度上。美国企业强调人的工具性；而日本企业强调的是人的目的性。 通过比较得出结论。企业核心圈的治理与经营、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以及外部一般环境构成了企业发展模式的三重同心分布。控制与协调机制、合作与竞争机制、选择与适应机制是与结构层次相对应的三对联系机制。正是在这三对机制的正负反馈作用下，不同国家的企业发展维持着模式系统的动态平衡，保持着内在的稳定性。而在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的揭示上，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形成了企业发展的技术推动力。产权制度与科层制度形成了企业发展的制度驱动。技术与制度的协同进化构成了企业发展的现实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