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遏制醉酒驾驶机动车导致犯罪的高发态势,降低醉酒驾驶行为演变为交通肇事罪甚至更严重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罪,2011年,全国人大在《刑八修正案》中作为《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纳入刑法当中。目前,醉驾作为危险驾驶类犯罪入刑已有五年之久,但因最高法至今尚未出台有关“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入罪标准及相关问题的回复,使得法律界、学术界乃至普通大众对醉驾行为及其引发的交通事故所持的某些观点意见分歧巨大,即便是在不同地区,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也大为存在。产生这种矛盾主要的根源在于,公检法三家在对待个案中所持的观点不一致,审判机关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对相关法律问题的认定当事人无法信服等因素。随着“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案件数量的逐年攀升,各地司法机关在寻求一种统一裁判策略的同时,审判机关如何居中裁判、兼顾和平衡法律的权威与醉驾人的权益,裁判结果如何取信于民,作为参考警示大众,都将成为未来司法工作中的重点。本文开篇以“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入刑的历史背景作为切入点,结合“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立法历程,及立法后实施的效果,通过三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列出每个案例的主要争议焦点,再围绕争议焦点问题展开分析,结合我国现有法律制度及域外的实践做法,探讨如何解决“醉驾型”危险驾驶类犯罪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