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时尚是一种物质文化,也是一种视觉隐喻,暗含一个社会生活的面貌。作为一种风格,服饰时尚在秩序的变动中翻新;作为一个商品,服饰时尚流通于消费市场;作为身份的象征,服饰时尚具有两面性;作为道德的外衣,服饰时尚又成为众多势力争论的对象。通过研究18世纪后半期的西欧服饰时尚与秩序,主要是政治层面的秩序,发现服饰风格与政治秩序变动的时段接近,就其互动关系来看,政治秩序引导服饰时尚风格的演变,甚至以强有力的手段左右服饰时尚的发展方向,服饰时尚也以其明确的视觉形象展现着国家实力、政府权威、阶层流动等方面的动向。1760年前后,随着英、法两国政治秩序的变动,西欧时尚中心的地位也开始发生变化。在1789年法国动荡的大革命秩序中,徽章、头饰等服饰又充当一种政治工具,为统治者维护秩序。从经济层面来讲,除了劳动者自给自足缝制的衣物外,市场中参与交易的服饰都具有商品的属性,是一种消费品。在借鉴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通过整理18世纪后半期西欧对服饰需求、供给的资料,可以进一步了解西欧的消费社会。在需求层面,这一时期整个西欧的人口、人均收入较之前有所增长,城市化水平也有所提高,西欧主要国家对纺织品的购买力也在提高。其中,英国在对服饰的需求方面表现得更为积极;在供给层面,相较于法国等其他西欧国家,18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在农业、工业、交通、国内外贸易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更为瞩目,为其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提供了有效支撑。同时,服饰的消费在英国更便捷、广泛,通过对外输出,英国式的服饰时尚在国际上也得到了更迅速的传播。服饰时尚还具有一种特殊的属性,表达关于“我是谁”,即身份的事情。一方面,在18世纪后半期的西欧,服饰时尚作为一种身份上的视觉象征,按照自上而下的传播路径使阶层分化进一步表象化;服饰时尚还象征着财产多寡,当时穿得起丝绸和印花棉的一般是有产者;这一时期,服饰所展现出的性别差异也较为明显。另一方面,服饰时尚可以伪装其象征的身份地位。上流人士为了娱乐等原因扮演下层民众,下层人士为跻身上流社会可能会穿戴超越自己阶层的服饰;甚至富人想要看起来穷,穷人想要看起来富;同时也存在一些模糊性别的服饰。这些都表明服饰时尚无法将身份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具有一定的间接性和伪装性。新的服饰风格在符合部分人的情绪时,也承受着其他反对情绪。这些对不同服饰时尚的情绪在道德上展开角逐,通过争夺在穿着打扮上的话语权,不断改进和批判人们的思想观念。18世纪后半期,启蒙运动已经深入人心,进步人士呼吁穿着干净自然的服饰,将之看作是文明行为的体现;轻浮诱惑的女性服饰轻易沦为道德家甚至大众批判指摘的对象,同时18世纪后半期的女性又是时尚领域不可替代的引导者和践行者;不同的立场决定了服饰奢侈品在道德层面既被批判成节俭等美德的对立面,也被维护者当作维持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必需品;在18世纪70年代,英国还出现一群名声大噪的青年贵族——马卡洛尼,由于其在服饰装扮上的浮夸表现,被赋予奢侈、铺张、肤浅、女性化、不爱国等道德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