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金融机构或市场之间的合作不论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取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其相互联系也在不断加深。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如RQFII的建立、沪港通的开通、QFII/QDII额度的不断提高等。但这种多元化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蔓延。鉴于中国在2010年之后的一系列对外开放政策,本文以金融机构的风险传染为切入点,借助金融网络这一强大工具来研究中国个体机构之间的风险传染;再进一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研究中国与世界主要股市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从极端情况下的尾部风险传染出发,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金融风险的产生以及对市场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对于中国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传染,我们发现与宏观经济状况、企业特征和滞后收益相比,其他企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是机构特质风险的主要驱动因素。本文进一步将企业分为三类,风险驱动者主要是银行和保险等大型金融公司,风险承担者主要由其他机构等小型企业为主,而风险传播者主要由券商这类与其他部门联系紧密的公司构成。通过样本的切分,我们证明了股灾期间A股确实存在更高的风险溢出效应。在量化了每个机构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后,本文发现商业银行在平静时期是风险相对较高的公司;而在牛市的顶点,其他小型企业风险更高。在股灾的末期,证券和保险公司的系统性风险贡献较高。最后我们研究了系统风险贡献的前瞻因子,市值因子总体来说是正显著的,表明高市值的公司具备更高的系统重要性。然而,危机中政府选择性倾向于救助大型金融机构,反而会降低他们的系统性风险贡献,本文在中国A股极端行情下证明了“大而不倒”的理论。对于中国与世界股市之间的风险传染,由于对外开放的时间较晚,中国与世界股市的风险联系程度较低,在该模型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但更容易受到外部风险的影响,抵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差。中国除了受到发达市场的影响之外,也同样会受到发展中市场的影响,但中国对南非、阿根廷等发展中市场会产生相对更大的风险溢出效应。本文进一步切分样本,发现欧债危机时期中国受到的外来风险要明显更高,而中国股灾增强了世界股市的风险联动。最后我们量化了各国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在A股股灾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出现下滑,过高的市场风险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加使得中国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贡献迅速攀升,这与中国股市本身的发展进程相吻合。但总体来看,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依然相对较弱,在欧债危机和平静期对于世界股市的整体影响有限。本文的研究可以应用于投资组合和风险管理。对于寻求投资中国股票市场的投资者而言,本文构建了风险传染的尾部风险网络,以及保护头寸免受其他个体的影响。本文的结果有助于投资者监控个体机构和市场的风险,从而更好地管理风险。此外,监管机构可以对系统性风险贡献进行动态排序,以甄别出那些对系统稳定性影响最大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