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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租理论自从进入中国后就一直是一个广受讨论的话题,它将中国的腐败问题从此挂上了一个学术的名字。从1980年代末国内对寻租理论还停留在翻译、介绍大量寻租理论方面的论文和著作上,到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一些运用寻租理论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论文,可谓是一个不小的进步;这些现实问题包括政府行为、公共权力、外贸体制改革、国有企业资产重组、金融市场的创新与改革、股票市场、建筑工程中的招投标行为、医药行业、审计监督和保险审批制度等众多领域,虽说分析的问题不同,但是得出的结论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寻租的负外部性。寻租导致资源的浪费,产出并没有增加甚至减少,寻租从此被挂上了恶名。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制度经济学悄然兴起,由此引发了对寻租正外部性的讨论,可谓是寻租理论的一个创新之处,而在改革进程中的中国,制度创新一直是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因此研究寻求制度的重新安排的寻租活动一度算是寻租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公务员问题的相关讨论与研究也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干部制度过渡而来的公务员招录制度其实就已经隐藏了寻租的潜在风险,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其寻租问题也是暴露得更加突出,在我们国家更是一度地出现“公务员热”;因此关于公务员领域的诸多方面的改革也是犹如离弦的箭,一触即发,但是如果将寻租理论与公务员的话题结合起来讨论尚属一个先例。虽然卢现祥曾在2009年的一篇著作中讨论了寻租与“公务员热”的诱因问题,看似是对这两个问题的结合,但是其分析层面过于狭窄,仅仅是分析了政府作为一个寻租部门,其高收入是导致公务员热的主要原因,该领域过多的寻租行为影响了人力资本投资,造成社会生产效率低下产出减少。本文试图将这两个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一个结合,从定义公务员市场和寻租这两个概念入手,通过严密的逻辑及事实分析公务员市场各个阶段出现的种种寻租行为,从市场需求的层面上来阐述其产生的机制是由于市场上需求的急剧增加——“公务员热”导致市场上的垄断利润减少,当权者为了弥补垄断利润的损失从而进行设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寻租行为,并非传统寻租理论认为的由于供给的人为限制(如传统的需要政府发放许可证的垄断行业)而导致;接着本文从道德和经济两个层面论述寻租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其负面的影响,并提出实证的思路进行论证;最后从制度性寻租角度证明公务员市场也存在着制度性租金,并且以公务员市场现有的一些改革为例,论证并不是所有的寻租都是有害的,即寻租也是具有正的外部性的,试图为公务员市场的改革提供制度性寻租角度的理论依据,最终使公务员市场平稳有序地发展,真正地达到为百姓服务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