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理论界通说认为,合同解除权是一种简单形成权,其行使只需解除权人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通知给对方当事人即可,合同自通知到达时解除。我国《合同法》也采纳了这种观点。但在实践中,解除权人未向合同相对方发出解除通知,径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的案例比比皆是,由于此种情形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中没有明确依据,造成了审判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情形。理论界与实务届对于合同法定解除权能否以形成诉权方式行使产生了“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不同的认识。“否定说”论据有三,但皆存在不足:“法定义务说”混淆了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法院无权力说”混淆民事权利与程序实现之间的关系,“反向解释说”误用法律逻辑推理。“否定说”下解除权人还面临着诸多不利。比较而言,“肯定说”具有实践必要性,在解释上应当采取当然解释方法,从“举轻以明重”出发证成可以“形成诉权”方式来行使本属于简单诉权的合同解除权。实践中,“肯定说”在实务上得到较多支持,应当继续坚持完善。在坚持“肯定说”观点的基础上,法定解除权发生效力的时间认定存在“起诉状副本送达解除说”和“裁判生效解除说”。但“起诉状副本送达解除说”混淆了简单形成权与形成诉权的程序、起诉状副本送达时相对方无理由信赖合同已经解除,所以存在不足。而“裁判生效解除说”的合理之处在于:符合形成诉权行使权利通例;有利于简化诉讼程序,节省司法资源;不会增加行使解除权一方的损失;符合审判实践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