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常态”后,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近年来省际人均收入及产出的差距均有扩大趋势,亟需建立更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带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产业在区域间的合理有序转移可以为转出地腾出资源和空间实现产业升级,并为承接地带来生产要素的流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因而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我国,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支柱产业,2017年我国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达29.34%,但制造业的发展往往会引起环境污染,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环境污染尤其是制造业引发的环境污染,正日益成为一大社会难题,因而不断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强化污染治理、引导企业绿色生产成为必然。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环境规制视角来研究制造业的区际转移问题,以期进一步完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激励机制,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从理论与实证角度论证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业转移的影响。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方法等内容,着重强调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制造业环境污染严重两大问题。在第二章中,笔者对大量文献进行了详细梳理,分析了产业转移与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成果,为后文进行理论和实证检验奠定了基础。随后在第三章的理论研究部分,从生产者、居民消费者、地方政府博弈三个视角,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产业转移的动力来源和激励机制。第四章是定量分析的第一部分,构建了适当的指标来度量2006年至2015年期间,我国31个省级地区的制造业产业转移情况以及环境规制强度,分析得出我国制造业具有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各省级地区的环境规制总体上也呈现出不断加强的动态变化趋势。在第五章的实证研究中,基于普通面板模型的静态和动态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产业转移会起到U型的作用,在环境规制力度到达一定临界值之前,环境规制的加强将促进制造业转出,而当规制强度越过拐点后,其更大的作用在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促进产业发展升级。进一步地,通过将制造业细分为14个子行业的稳健性分析显示,产业转移的激励机制受到行业特征的影响,不同行业间的变量系数符号有所区别。最后,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表明,我国各省级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存在高高聚集、低低聚集的空间相关性,各省市之间存在博弈竞争的现象。同时,与“本地效应”相反,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会产生倒U型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临界值之前,周边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越高,中心地区越倾向于成为产业承接地,反之亦然,证实了产业转移的顺利实现,不仅需要各省市自身施行适当的激励措施,还需要周边地区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根据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环境规制会对制造业的产业转移产生作用,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力度越强,企业出于成本考量会将厂址转移到其他地区,从而在中观层面表现为产业的区际转移。不过,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临界值后,留存在当地的企业生产率会提高,对不同具体行业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这些结论对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使用好环境规制这项政策工具,将有利于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促进制造业在地区间的转移,促进要素的合理流动,推动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的协调发展。为此,中央政府需要在产业和区域经济层面进一步发挥协调引导职能,不断加强环境规制力度,鼓励企业创新,发展清洁生产技术;地方政府之间需要加强协调合作,以区域经济整体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因地制宜调整环境标准;公民需要进一步提升环保意识,发挥好“间接环境规制”的职能;企业自身需要积极降本提效,大力发展清洁节能生产方式,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