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不断加剧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中国企业面临的出口形势格外严峻。在外向型经济服务快速发展的当下,金融集聚或许能成为对外贸易新的比较优势,并为企业顺利应对和适应出口危机提供有力支持。但同时金融集聚效用的发挥势必依托于一定的制度土壤,且与地区制度质量息息相关。基于此,本文从企业和金融行业异质性视角,系统测度金融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之间的关系外,还进一步叠加制度因素和韧性因素,考察金融集聚与制度质量、金融集聚与企业韧性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效果,以期为推动金融集聚区域整合规划、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提供有效思路和可行建议。本文首先对变量内涵进行界定与解读,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在此基础上搭建机制框架、构建数理模型,并借助区位熵、因子分析等方法设计衡量指标。其次,针对实证过程中因样本选择偏差出现的“参数无法准确反映样本总体性质的分布”问题和因“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之间存在同期相关性”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工具变量模型予以解决,得到一致估计。接着,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对变量间的传导路径展开深入探测。最后,更换空间基尼系数、哈莱-克依指数等数学和统计学指标,从多个视角重新度量金融集聚,以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经理论分析和实证测度,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金融集聚通过提升企业融资能力、创新实力等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金融行业异质性检验发现,保险业集聚、银行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更突出;企业异质性检验发现,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新兴企业的出口二元边际,相较于其他要素密集度企业和传统企业而言,对金融集聚程度的加深更敏感。第二,制度质量通过节约交易成本、增强创新实力等显著推动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扩张。并且制度质量的优化会削弱金融集聚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增长的积极作用。进一步企业异质性检验发现,中东部地区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出口二元边际,相较于西部地区企业和小型企业而言,受金融集聚发展、制度质量改善的边际效应更显著。第三,企业韧性的增强是助力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扩张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金融集聚程度的升高能进一步强化企业韧性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增长的正影响。进一步企业异质性检验发现,非国有企业的出口二元边际,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受金融集聚深化、企业韧性增强的作用更明显。结合研究结论,本文主要有以下四点建议:第一,积极推动金融产品研发创新,丰富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和方式,充分借助金融集聚的辐射力带动对外贸易扩张。第二,加强各地区和各部门的协同配合,促进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出口保驾护航。第三,健全完善风险防范机制和贸易摩擦预警机制,不断提高企业自身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促进出口活动的稳中发展。第四,不同类型企业应结合自身特点与市场需求,采取针对性措施调整发展策略,以更大限度地发挥国际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