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前后，国共之争日益成为中外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性质为何，中共割据下苏维埃民众的生活时态、民众心理究竟怎样，中共开展的土地革命意义如何，引起各方高度关注和讨论。同时，随着国民党对中共“围剿”行动的展开，又使上述问题更加扑朔迷离。一定意义上，当事者双方的相互攻讦，如国民党称共产党为“赤匪”，共产党称国民党为“白匪”，很难成为判定孰为正义、孰是革命与否的关键，旁观者的观察往往具有相当的客观性。本文就选取了30年代当事者以外的第三方，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流公共媒体等，对中共革命、土地改革以及剿共的观察与评介，以期获得对国共之间的“围剿”与反“围剿”客观的认识。全文分为五章，除第一章为导论以外，第二章介绍意识形态视域下的中央苏区，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指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角度。国民党称共产党为“匪”，要对中央苏区进行“剿匪”军事行动，而共产党则称国民党为“白匪”，认为国民党所领导的政府是反革命政府，是卖国的政府。第三章介绍第三方视域下的中央苏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民办报纸、记者等第三方站在相对客观的立场上对中共及中共革命有着不同于国民党也不同于共产党的看法。《大公报》、《申报》、《益世报》为主流的民办报纸呈现出一种有限度的“暧昧”态度，一方面不认同共产主义和暴力革命，一方面又都能在其社论中找到同情、理解中共及其领导的中央苏区的言论。视中共为国民党政敌的丁文江和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坚持政治才是解决国共内战的唯一途径。第四章主要是介绍第三方对中共在中央苏区建设的认知，包括土地革命、宣传与教育、妇女解放运动及婚姻制度。第五章即结语。笔者总结了国民党、共产党和第三方对中共革命的态度，分析了三者为何对同一事件不同态度的原因。总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第三方的视野中中共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不是中共人为制造的结果。第二，中共获得广大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支持，成为农民阶层生死相依的利益共同体，是因为中共采取的土地政策顺应了民心，也呼应了时代的呼唤，弥补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施政误区。第三，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是一个有主义有纲领的政党，而不是国民党所称的“匪”。由此可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公共传媒等第三方尽管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也不赞同暴力革命，但他们对中共革命予以理解的同情，甚至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共只是政敌，对政敌不应该使用武力，应当政治解决。在他们看来，中共的土地改革所指正是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且土地改革的主张正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的根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