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4日至15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召开。这次世界妇女大会能够在中国举办，一方面说明，世界正在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个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中的妇女；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妇女力量的崛起令世界瞩目，中国妇女正在走向世界，去响应世界范围内妇女解放的呼声。从1995年9月至2005年底十年间，学者们在译介与运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方面，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较以前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西方的女性主义研究走到后现代女性主义时，中国的女学者在译介与运用后现代女性主义文论批评本土文学的同时，也与它保持审慎的距离。中国的男学者在译介西方的女性主义文论并将之运用到批评中时，也在不断调整自身与女学者的关系、确认自身在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中的身份。 北京“世妇会”之后，中国的女学者对“feminism”一词的翻译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女性主义研究进入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时代，它强调的是女性主义中的“性别”一词，因此，“feminism”的汉译词逐渐由“女性主义”转向“女权主义”。女学者对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译介与运用主要表现在：积极翻译后现代女性主义文论著作；运用解构主义观点批评本土文学；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诗学和性别诗学；在高校建立女性学学科等。 男学者在译介与运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运用这一西方的理论批评本土文学时，也在不断调整自身与另一性别的关系，当他们在不断地为自己的身份定位时，实际上，他们也在为女性主义文论在中国学术界的话语身份定位。只有男学者放弃几千年来父权制文明带给他们的优越意识，与女学者建立起真正的同路人关系，他们才能在女性主义批评话语中找到正确的坐标系，才能在女性主义思想带给全球的平等、公正、民主、宽容、自由的氛围里，以受益者的身份，参与到新世纪的各项事务中。 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译介与运用，许多问题也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在后现代女性主义时代，女学者必须反思“身体写作”与商业媒体之间复杂的关系，既不能因为商业与媒体对女性身体的利用和歪曲，而全盘否定“身体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