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是研究乔纳森·弗兰岑及其作品的一个关键维度。就弗兰岑的成长经历而言,他一生与诸多地方结缘:在中西部地区度过童年,在东部沿海城市生活,并在大学期间访学德国,加上他的鸟类爱好者身份,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就弗兰岑的创作生涯而言,他的第一部小说便是关于故乡圣路易斯,继而拓展到波士顿、纽约、费城、圣保罗和奥克兰,甚至跨越国界到达东欧和南美。因此,从地方的角度切入该作家作品的研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尝试。研究者虽已注意到弗兰岑对地方的浓厚兴趣,但并未将其小说中的地方作为主题进行历时考察。本论文将借鉴人文主义地理学中地方理论的主要观点,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地方的概念。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Relph 1976;Tuan 1977）看来,地方的意义不仅来自于其独特的地理景观,更来自于人地关系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情感联结和身份认同。鉴于地方内涵的复杂性和弗兰岑小说的丰富性,本论文将地方理解为一切具有人文意义的场所,既包括现实的地理景观,也包括虚拟的网络社会。在上述地方概念的引导下,本论文将弗兰岑的小说研究放置于后工业社会的视阈下,聚焦其笔下人物在后工业社会中所感受的种种“不适感”,并透过这些“不适感”剖析地方的情感内涵和文化外延,由此形成“地方—情感—文化”的三维立体化研究。具体的论证过程如下:第一章审视了弗兰岑早期的地方书写与后工业城市个体的“不适感”,呈现了弗兰岑的双重地方身份对其早期两部作品的影响。小说《第二十七大城市》中的圣路易斯作为中西部城市的代表,它在美国的现代郊区化进程中走向衰落。圣路易斯的衰落是内忧外患的结果,圣路易斯人的恐惧则是由于个体自我身份的缺失。小说《强震》中的波士顿作为东部沿海城市的代表,它的腐化象征着弗兰岑对“山巅之城”神话的质疑和解构。波士顿地区的强震看似是天灾,实则是商业利益驱动下的“阴谋论”,进而引发了人物的愤怒情感。虽然圣路易斯和波士顿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土人情,但它们共同体现了弗兰岑早期辩证主义的地方创作理念,亦即作家的中西部人和东部沿海知识分子两种地方身份的对峙与糅合。第二章探讨了弗兰岑地方理念的突破与后工业核心家庭的消费“不适感”。20世纪90年代,为了适应社会小说创作的新背景和新需求,弗兰岑提出了“悲剧写实主义”的思想,意味着他的地方理念实现了三重突破:第一,从后现代实验派小说家的“地位模式”转向关注读者阅读感受的“契约模式”。地方的跨度更大,旨在吸收更多的读者。第二,从对话空想的主流文化转向书写自己书写的人物和场景。地方的书写更加倾向于私人领域。第三,从对科技消费主义的反对到关注其引发的人类困境。地方的书写不仅有关真实世界,而且开始步入虚拟地带。小说《纠正》代表着弗兰岑新地方理念的成功践行,展现了一个中西部核心家庭面临的消费焦虑,呈现了层次分明的地方风貌和情感风景,反映了美国传统价值观与消费文化相互“纠正”的关系。第三章考察了弗兰岑地方创作的新走向与后工业技术阶层的“不适感”。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冲击下,地方性逐渐丧失。为了解决地方创作素材的缺乏,弗兰岑一方面凸显地方概念中人的情感、记忆和认知,另一方面开拓网络虚拟世界中的新地带,书写后工业技术逻辑支配下人类面临的新困境。小说《自由》和《纯洁》代表着弗兰岑地方创作的两种新走向,即地方的流动性和虚拟维度。这两部小说中人物所面临的抑郁和羞愧不再具有地方的典型性,而是具有很大的普遍性。这些“不适感”来自于科技消费主义倡导的技术逻辑对人性的摧残和压制。弗兰岑认为,人们只有重返现实,重归群体,才有可能摆脱“不适感”,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纯洁”。换言之,弗兰岑倡导的是文化的包容性。通过上述讨论,本论文认为,弗兰岑五部小说中的地方呈现出从小到大、从具体到抽象、从真实到虚拟的发展轨迹。地方不断构建小说人物的身份认同。从城市个体到中西部核心家庭,再到中产阶级和技术阶层,这些人物在种种“不舒适地带”中先后经历了身份的迷失、找寻和确立的过程。纵观弗兰岑三十年的文学创作,他生动地勾勒了一幅幅美国后工业社会的生活图景,出色地完成了与美国的城市文明、消费文化和技术逻辑的对话。弗兰岑不断地突破地方创作理念,逐步褪去“中西部作家”的标签,进而跻身“伟大的美国小说家”之列。弗兰岑的小说创作充分诠释了地方与文学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