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学批评的时代语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批评显然难以再适应新的发展趋势，从批评的观念、方法、话语、活动方式等诸多层面进行批评的现代范式建构成为时代之所需。其中面对的复杂问题使每个参与者都必须经历深思熟虑、痛苦抉择，任何个体都逃避不了的严峻课题包括：如何协调西方与本土的缝隙与张力，即接受外来影响以求更新自己而后转为我用；如何协调传统与现代之关系，凭借“横的移植”来为“纵的继承”注入新血；如何面对社会现代进程中滋生出的对审美现代性、对文学和文学批评自身独立属性和功能的新认知与民族危机时期文学深厚的社会关怀意识的纠缠裹结；同样为捍卫文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又如何抵御作为现代社会必然产物的商业化，并从中体现出现代学人的学院立场，等等。 论文试图从上述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中所遭遇、并在当代批评中具有历史延续性的问题出发，以京派群体为例——尽管问题本身具有普遍性，但为使本文足以承载而不过于散漫，而京派的思考又确实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对现代批评建构进行反思。论文尝试克服批评史立场与批评学立场分离的现代批评研究现状，将个案考察置于问题研究之中，突显研究思路中的范式意识、问题意识和史料意识。与此同时，本文也希望在现代批评建构视野观照下，拓展被学界定位于“审美批评”的京派批评研究，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价值标准展示这个群体更为丰硕的批评成绩。 首先，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的开端正是全民族陷入生存焦虑的时期，本土文化遭遇到史无前例的危机，求新求变的急切迫使国人只能将目光投向西方。但面对纷至沓来的西学，批评家同样意识到理论的接受不仅取决于一时致用之需，搬用外来理论也许可以产生短期的冲击力，但若与本土精神完全脱轨，则未必能站稳脚跟；必须在学理上深刻探究和综合比较，由此获得历史文化深层的互相理解和转化。其中，京派群体的西方学源突出，其批评选择的探索之路之也颇有意味，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本土文化——包括传统的积淀、也包括现实的发展作为对多种西方理论和观念进行吸纳与调和的动因与依据，并进而将此作为创构现代批评范式的潜在的内部逻辑框架。具体而言，京派批评家顺应时代大潮，积极寻找现代批评建设的外来理论资源，不仅将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精神作为一种基层现代理念予以吸⑧博士学位论文DOCTOR人工DISSI汉TAT’I0N纳，而且运用组合、折衷、混融等方式对西方林林总总的文学观念、批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积累甚至创造性转化。对当代富有启示是，京派在对西方理论资源进行融会贯通之时，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以本土的文化传统为接受的先在视界、以本土的现实问题为接受之目的，“过滤”式地引进西学;并通过以西学比附传统、对西学思维方式的策略性调整，完成西学的中国化“改写”。这样，京派批评家通过对“西潮”的择取、改造，使之成为现代批评建构的理论源泉。对同处于西方话语强势冲击下的当代理论界，京派批评家的西学之路至少可以引发三个方面的思索:异质理论引进过程中接受的标准主要是追求理论自身的准确性还是理论的本土适用性、可接受性;接受的方式应着重寻找异质间的差异还是寻找异质间的相通之处;接受的重心应落实在理论的知识性层面还是落实在蕴含于理论更深层次的思维及方法层面。 其次，现代批评建构当中另一项重要使命，即凭借在西方与本土对话中逐渐形成的现代文学观念重新认识中国古典文学的各种现象和意义，从而确立起一个内容更为丰富、生命更为蓬勃的中国文学传统，将其融入到现代范式建设之中。京派群体出于当下文学和批评建设的动机，以现代的眼光和方法，对古典文学进行重新阐释与理解，以一种“现代批评者说”的方式实现现代与传统精神的对接，将孕育在古代文学经典当中的民族审美传统、民族审美趣味、民族审美形式等重新激活成具有当代生存价值的活的思想，反过来又成为现代批评建设可资利用的资源。同时，由于古典文本历经各朝各代论者的评点阐发，也成为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历史积淀物。古代经典在现代语境下被京派批评家再阐发，提供了一个让传统与现代的批评范式发生直接碰撞与对话的平台，不仅运用极具现代批评特点的史传批评、文本细读和形而上的追问完成对古典作品的现代阐释，而且彰显出方法背后的文化史观、语言意识和哲学意识等诸多方面的“现代”质素‘此外，京派批评家对古典的介入还与中国学术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发生关联，文学史家在“文”与“学”、诗情与考据、实证与直感等等关系处理上的意识与方法，以及新出现的“批评史研究”对“文学批评”学科归属的承认与强化，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现代批评的建设。从当代的意义看，京派对古典文学的现代批评，提供了如何续接传统、主要是蔚为壮观的传统文学资源的范本，警醒当代学人不能轻易割弃文化的传统血脉。 第三，审美的、诗学的探讨与社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考察是文学批评的两大基本维度。但在中国现代批评建构历程当中，对批评审美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