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见代理制度是一项具有很强的司法实践研究意义的民事法律制度。表见代理成立认定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本人(被代理人)与第三人(相对人)利益保护的平衡问题。表见代理成立的标准认定的过宽，就会无辜损害本人的合法权益；表见代理成立的标准认定的过严，又会损害表见代理制度设计的初衷——维护社会交易安全，鼓励交易。如何合理的认定表见代理的成立是本文写作的出发点。文章运用理论联系实际及法哲学的分析方法，从表见代理的理论层面及实践层面对表见代理制度进行了剖析，从而为表见代理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理清了思路。 除引言及后记外，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约36，800字。 第一部分：表见代理认定的理论基础。内容包括表见代理的概念、特征、构成要件及与相关概念的区别。文章从表见代理制度的法理基础及制度价值出发，重点分析、总结了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代理人的代理属于无权代理；代理人具有被授权的表象；相对人为善意且无过失；本人在裁判前对无权代理行为不追认；符合代理的生效要件。 第二部分：我国立法中有关表见代理的认定。我国现行立法至今未使用表见代理这一概念，理论界只对《合同法》第49条规定了表见代理制度达成了共识。但对《合同法》第50条，《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第66条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持有、盗用、借用单位印章、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业务介绍信签定合同的两个司法解释的性质是否属表见代理仍有争议。文章结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及特征，对此进行了清楚的界定：《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第2句“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做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的规定应为狭义无权代理的规定，不是表见代理的规定。关于《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不符合表见代理设立的前提，也不属表见代理的规定。关于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依解释规定，持有、借用行为为表见代理的规定，盗用、盗窃、私刻行为不视为表见代理。《合同法》第50条“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虽有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但与我国立法所采法人本质说(实在说)相背离，法定代表人与代理人不同，作为法人机关的一部分，法定代表人与法人应成一体关系，故该条的规定也不属表见代理。 第三部分:司法实践中对表见代理的认定。文章从实例出发，分析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表见代理成立的主要要件—表面授权及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问题。 第四部分:结论。文章指出了我国表见代理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其应完善之处:我国表见代理制度规定的过于弹性，立法应对表面授权或表见代理的类型予以抽象或概括;从保护相对人利益及衡平相对人、本人、代理人利益出发，对表见代理法律后果的承担，应采取选择说并将补充连带责任引入表见代理制度;同时，表面授权的成立与信用环境关系密切，人们的判断标准不统一，表见代理制度难以确定，因此，规范我国的信用制度势在必行。文章最后总结出司法实践中认定表见代理应掌握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