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次系统整理百年来石羊河流域内所有的考古活动,并将该流域范围内的考古活动按时间划分(1949年以前、1950-1979年、1980-2018年)进行分段研究,初步探讨石羊河流域考古活动的作用及影响。第一阶段以安特生、西北科学考察团、西北地质调查队的考察活动为主。考古学方法和理论开始应用到考古活动中,发掘技术的逐步完善和地层学、类型学的进步为石羊河流域内的考古工作的进行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石羊河流域内的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主要由甘肃文管会和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承担。考古活动数量明显增多,并由专业的考古队伍组织进行。同时伴随国家基础建设,发现了诸多遗迹单位,极大地丰富了石羊河流域文物考古资料。第三阶段大规模的发掘已基本结束,文物普查及大范围调查活动的开展,加上一些零散的考古发现,考古范围已覆盖整个石羊河流域地区。同时学术界涌现大量研究著作及论文,加上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积极推动了石羊河流域考古活动的进一步发展。近百年来,石羊河流域考古活动发现了诸多历史文化遗存。出土的简牍有助于正确认识汉代尊老、养老等制度。吐谷浑家族墓及回鹘墓葬及墓志的发现,补充了史籍中缺少记载的吐谷浑、回鹘等少数民族历史。西夏碑及西夏时期遗存发现促进了西夏学的诞生与发展。凉州模式概念的提出,突出表现了河西地区早期石窟的样式特征,为中国石窟艺术模式的确定提供了依据,更为之后“平城模式”、“龙门模式”、“长安模式”、“邺城模式”等不同地区造像模式概念的提出提供了先例。另外,考古活动中发现的众多历史文物为研究我国钱币史、造纸技术、制笔技术、汉代医药发展等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流域内大量史前遗存的发现,帮助解决了甘肃史前文化分布范围、地域特点、发展渊源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