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建设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也是文化问题。廉政文化建设是以文化为手段解决国家治理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的文化危机、价值观危机。从“三农问题”到十九大的“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治理问题逐渐从国家治理边缘过渡到治理中心位置。乡村作为国家治理的基层单位,其廉政建设的成效决定着全面从严治党成效的深刻性和广泛性。“以文化人”映射出中国文化治理的美学意味和民族信仰,中国在经历了政治治理、经济治理之后,正在走向文化治理。文化治理是在文化创造中改变主体,重塑客体所形成的建构力量。文化治理相对于文化管理而言更突出人们的自主性和社会的共治性,是主体价值观和外在行为的有机统一,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性的特点。文化治理为乡村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乡村变化的永恒性决定了乡村廉政文化建设的常态性。乡村廉政文化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一条切实可行、富有成效的路径。中国乡村廉政文化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宣传引导限制腐败、制度建设约束腐败、治理机制管控腐败。目前乡村廉政文化建设仍面临诸多障碍性因素,表现在征地拆迁、支农惠农款项、工程建设、集体资产资源处理等领域,“小官大贪”是其主要特点,造成这些障碍性因素的根源是精神性、规范性、物质性廉政文化建设的缺失。为此必须在以下具体路径上突破:精神性廉政文化建设构成乡村廉政文化建设的“软约束”,规范性廉政文化建设构成乡村廉政文化建设的“硬保障”,物质性廉政文化建设构成乡村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机载体。本文在借鉴文化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文化治理视角下乡村廉政文化建设的治理原则及治理方式,实践困境及可行性路径,以丰富文化治理内涵。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文化治理与乡村廉政文化建设相关概念界定。挖掘了“文化”“治理”的涵义,区分了文化管理和文化治理,深入理解了廉政文化和廉政文化建设,最后落脚到对乡村廉政文化建设的涵义进行界定。此外探讨文化治理与廉政文化建设的契合度。文化治理与廉政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文化治理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实践向度,从治理原则、治理方式上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廉政文化建设为文化治理提供发展向度,在微观上完善文化治理体系,提升文化治理能力,实现文化善治。第二部分,乡村廉政文化建设的困境及成因。认为乡村廉政文化建设的困境在于,乡村精神性廉政文化建设匮乏、乡村规范性廉政文化建设缺失、乡村物质性廉政文化建设不足。其成因是乡村廉政文化建设的资源利用不均、运行机制失效、主体认知偏差。第三部分,文化治理视角下乡村廉政文化建设的应对路径。本文提出从“移风易俗”“以礼如法”等多种途径加强软性约束;以制度建设、过程反腐等加强硬性保障;以夯实物质基础,发挥文化建设主体作用作为物质保障,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文化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