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文人篆刻空前繁荣,也较其他时期更为复杂。江南文人隐匿之风盛行,文人书画篆刻艺术也随之勃发。不好仕途的江南文人隐匿于自己建造的园林之中。文人书法、绘画艺术也有新的推进。文人篆刻艺术,和其他艺术一样不断向前发展:集古印谱越来越多,文人对篆刻艺术的知识认知逐渐系统化,较易镌刻的印章材质开始大量普及,收藏印章的风气兴起,篆刻艺术与书画结合的越来越紧密、篆刻家大量出现等。在这样复杂的境况下,《学山堂印谱》的编辑者张灏,却不单单是一位印章的收藏者,甚至他的主要目的并非收藏——《学山堂印谱》作为“三堂”之首,收录印章最多的版本达2032方,涵盖了吴门地区最主要的印人队伍五十余人,但偏偏不标示出篆刻“艺术家”,仅仅将职业印人录于卷后。大量作品的作者无法考证,这就给“艺术家-艺术品”这一艺术史的写作传统提出了挑战。故本文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出发,结合明代隐士造园风气以及辑谱者张灏的辑谱思想,探究《学山堂印谱》形成的根本因素。通过梳理《学山堂印谱》不同阶段版本中序跋、印作、印文内容,提出版本间可能存在的问题,结合张灏的辑谱目的与集古印谱观念的差异,分析其辑谱的思想变迁。学山园与《学山堂印谱》共同传达张灏的思想诉求,学山园、《学山堂印谱》共同建构的是完整的张灏和他的隐匿、尚古情怀,而不是篆刻艺术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