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高文爵士和绿色骑士》作为样本来研究中世纪“骑士精神”并非罕见。科恩(Maurice Keen,1933-)对“骑士精神”的定义是“骑士团体或阶层所尊崇的价值观的精华”。(Keen 2)亨萧(F.J.C.Hearnshaw,1869-1946)认为“骑士精神”广义上是指“中世纪末期的整个骑士体系,包括其独特的宗教,道德和社会行为规范”。(Hearnshaw 1-2)戴维斯(W.C.Davis,1874-1928)表明,“骑士精神”指的就是“11世纪及后来的几个世纪嫁植于封建社会的独特而奇妙的礼节与道德规范”。(Davis 106)可见,骑士精神的核心内容就是指西方中世纪骑士团体的行为道德规范。然而,通过文本对这种价值道德体系的研究批评尚有不足之处。一,以往的批评将“骑士精神”等同于“骑士行为美德”,“骑士精神”被理解为“忠诚”、“礼貌”、“谦卑”、“武力”等等骑士美德的总和。这种仅仅将“骑士精神”分解成诸美德的研究方法简化了对一个复杂的价值体系的理解,忽视了在表层现象之下的错综复杂的影响到个人价值判断的社会政治力量。二,主流批评一直认同中世纪文学研究专家惠增格(J.Huizinga,1872-1945)指出的中世纪骑士精神在不断衰弱的论断。虽然这种判断完全符合骑士精神在中世纪末期的历史背景下的存在状态,但是,如果对骑士精神仅仅做出这种正在走向衰落的指向判断,显然是将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地处理了,还不能够完整准确地体现“骑士精神”在14世纪末受到各种力量牵制的复杂的存在状态。本文赞同卡蒲(Richard Kaeuper,1943-)对“骑士精神”的阐释:“骑士精神在浪漫传奇文学中的作用绝不是简单的‘映射社会的镜子’,而是一股积极的力量。将‘骑士精神’解读为骑士应该具备的一系列个人的德行弱化了‘骑士精神’的社会职能,使其成为一种‘微观力量’。而事实上,它是一种‘宏观力量’,完成了重要的社会职能。”(99)虽然卡蒲没有进一步具体说明“骑士精神”如何作为一种“宏观力量”完成了其重要的社会职能,本人认为卡蒲已经超越了传统上对“骑士精神”的人文主义理解范畴。骑士精神不再是超越现实的人文主义美德的总和,而是由中世纪统治阶层为了稳固其特权利益而推广的一种意识形态。将中世纪浪漫传奇所体现的核心价值体系“骑士精神”作为意识形态来研究,挖掘其背后的政治力量,考察其在中世纪末期与种种新生力量的交汇和牵制,有助加深我们对这种价值体系的客观了解,并对中世纪文学文本进行全新的解读。本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从意识形态批评角度追溯“骑士精神”背后的三大权力构成:封建君权、宗教神权和贵族妇女,探讨三大权力倡导的“骑士精神”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对骑士个人行为的塑造作用以及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性。论文指出,这三种权利体系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导致了“骑士精神”最终走向衰落。在伴随着浪漫传奇的核心价值观的“骑士精神”走向分崩离析的同时,浪漫传奇的形式也发生相应变化。新创作元素的加入,冲击并取代了原有的传奇模式,浪漫传奇出现了罕见的个性化创作的趋势,这使得《高文爵士和绿色骑士》不仅在精神上冲击了传奇文学中的传统价值观,还在形式上颠覆了传奇的固有模式,完成了与现代小说的接轨。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首先分析了“骑士精神”作为意识形态,其背后的权力构成是君权、神权和贵族妇女这三个封建社会的特权阶层。首先,为了效忠君王,骑士除去必须具备骑马舞剑的基本战斗技能之外,还需要具备勇气、力量、忍耐、遵守诺言和约定等美德,最重要的是对君王的忠诚(Trouthe);其次,骑士必须听从教会的教导,维护宗教地位,征战异教徒。骑士精神中所包含的虔诚、谦卑、纯洁、节制等特征皆来源于此;最后,骑士效忠的对象还包括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妇女。优雅的言谈举止、绅士风度成为骑士行为的标志,从而使得他们迥异于的古代史诗中的“武士”,成为中世纪浪漫传奇中“典雅爱情”(courtly love)的男主人公。在这三种占统治地位的权利团体因为出于自身利益而不断倡导和灌输下所形成的“骑士精神”作为中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塑造了骑士的社会身份。高文爵士是亚瑟王朝的“骑士之花”,这意味着他全方面地接受“骑士精神”的教育并将其内化为自己行动的准则。第二章论述了“骑士精神”作为意识形态的三重内部矛盾性。在中世纪浪漫传奇中,许多著名的范例骑士(Paradigmatic Knights)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效忠于某一个权利团体,而无需同时满足骑士精神作为意识形态对他们提出的所有规范性要求。然而,在《高文爵士和绿色骑士》中,骑士精神作为一个整体对高文爵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文所持的“五角盾牌”表明了其深受君权、神权、贵族妇女这三个统治阶层的塑造与约束。事实上,高文爵士成为了一个不得不在骑士的各种职责中寻找平衡点的“五角”骑士(Pentangle Knight)。高文试图寻找“骑士精神”终极意义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是这三种政治力量彼此矛盾,彼此牵制而造成的必然结果,也是“骑士精神”走向衰落的写照。第三章指出“骑士精神”的衰落不仅仅源于其内部矛盾。在十四世纪末,“骑士精神”受到了其他种种新生政治力量的重重围堵,已经成了一个过时的观念,是詹姆士(Fredric Jameson,1934-)所说的“残余意识形态”(residual ideological formation)。14世纪末酝酿着的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新兴意识形态”(emergent ideologicalformation),它不断地壮大,质疑并意图替代旧有的意识形态。在任何一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与之对抗的意识形态是并存的,优秀的文本能够及时捕捉到代表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各种声音。《高文爵士和绿色骑士》充分体现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斗争,从而使得“骑士精神”受到前所未有的颠覆。首先,以关注“生命价值”为中心的自我意识的萌发动摇了传统的以君(父)权、神权、“典雅爱情”为基石的“骑士精神”。其次,代表新兴中产阶级利益的以“自然、活力、公平交换”为特质的“伯蒂莱堡”构成另一话语中心,在和佳美洛的对话中不断瓦解“骑士精神”这一中心话语。再次,以女魔法师摩根为代表的新兴的女性意识的萌芽动摇了以男性价值观念为主的骑士精神。第四章结合诗人其他诗歌文本的细读,分析诗人对“骑士精神”的态度,指出在其“模棱两可”的表象之下人文主义作家的实质。本文在现有的对高文诗人身份的研究成果上,指出其作为“诗人”的“个人”身份超越了其“宫廷神职人员”的社会身份,并且具体分析了其诗歌中所体现的超越主流价值观的人文主义因素。作者不愿意受到意识形态束缚的诗人气质和作为知识分子所具备的社会良知使得高文诗人严肃地审视“骑士精神”,这种对意识形态严肃地审视以及对“生命价值”的积极肯定正是其人文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第五章讨论了14世纪末浪漫传奇创作在形式上的流变。随着“骑士精神”的衰落,“骑士精神”的文学载体“浪漫传奇”也必然经历新的变化。浪漫传奇突破固有的模式化创作,体现出个性化的创作趋势。论文从人物塑造和情节安置两个方面探讨了构成浪漫传奇模式化的创作的基本要素如何被一一彻底颠覆。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形式上,《高文爵士和绿色骑士》均展现出突破单一性思维与模式化创作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