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二战后蓬勃发展的全球化浪潮和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发展、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否定以及史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等是其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渊源。它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考察世界历史的方法论,主张从全球视角重新审视和分析世界历史的进程。随着全球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全球史学者逐渐把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有影响的(?)类经历作为其研究重点和学术取向,一方面专注跨民族、跨国家和跨地区的文化或文明交往和互动,另一方面把目光转向超越民族国家局限的远程贸易、移民迁徙、环境变迁、物种交换和疾病传播等等一向被忽略的领域,形成了一种研究全球史的新的独特视角和方法,即跨文化互动研究。跨文化互动研究的出现深受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史学”的影响,既是对它的扬弃也是对它的超越。同时跨文化互动还深受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它强调摒弃文化优劣观,注重在交流互动中的各文化之间的平等和互惠。它把世界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文化看做一个整体来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和碰撞,着重阐述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形式和内容。它以大规模人口迁徙、帝国扩张战争以及跨地区远程贸易为主要研究内容,同时关注疾病蔓延、物种交流、传教活动、技术传播、黑奴贸易等内容。它以比较研究、“双向交流”、“互动史”研究和比较研究与“互动交流”相结合的方法为常用的研究方法。它既是研究全球史的一种模式、方法,也是研究全球史的一种独特视角。它的出现从对全球历史上各个重大历史事件的重新评估和以其为核心进行的独具特色的全球历史时期的重新划分等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史学的发展,而以威廉·H·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和杰里·H·本特利的《新全球史》为代表的著作正是实践这一理念的典型代表。同时,跨文化互动理论的出现也引起了我国史学家的反思和共鸣,对我国史学家构建自身世界史体系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