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诸子的春秋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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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诸子对春秋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关注。春秋时期的人物和故事经常出现在战国诸子书中,成为战国诸子讨论的对象和立论的根据。春秋历史文献和有关春秋历史的民间传闻在战国社会广泛流传,这使得战国诸子回忆春秋历史成为可能。战国诸子对春秋历史的记忆并不均衡,不同学派的学者因为学术思想主张的不同,而对春秋历史有着不同的关注范围和对象。但由于战国诸子处于相同的社会大环境中,从总体来看,他们对春秋历史又有着共同的关注热点。战国诸子与《左传》在春秋记忆上存在互补,但又往往表现出不同的旨趣。本文对战国时期不同学派的代表著作中的春秋人物进行了统计,对战国诸子的春秋记忆选择情况进行了具体考察;又根据统计数据,确定了战国诸子的春秋记忆热点,并对战国诸子的春秋记忆热点进行了细致分析。本文借鉴了记忆理论相关研究成果,对战国诸子在春秋记忆上所表现出来的选择性和重构性进行了解释,对战国诸子的春秋记忆与战国诸子的学术思想以及战国时代的社会环境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探讨。本文主体部分除了绪论和结语,包括七章内容。第一章对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载情况进行了概述,重点讨论了与《春秋》相关的一些问题。春秋时期的各种史料,无论是官方史记,还是民间传闻,都为战国诸子回忆春秋历史提供了根据;如果没有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载,战国诸子就不可能回忆春秋历史。春秋时代的记忆主要保存在春秋历史文献中,对战国诸子影响最大的是“春秋”类史书,而“春秋”类史书流传至今的只有《春秋经》。不过,战国诸子所说的“春秋”,更像是今传《左传》。今传《春秋经》原为鲁国旧史,孔子及儒家学者对《春秋》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讨论孔子与《春秋经》的关系时,有必要首先还原《春秋经》的本来面貌,不能根据残缺不全的今传《春秋经》来判断孔子是否修或作《春秋》。第二章旨在讨论《左传》对春秋记忆的重构,重点说明了《左传》对新兴贵族统治合法性的历史追忆和对齐桓公形象的重塑。《左传》成书于战国早中期,其主体部分可能早在春秋末年就已形成。《左传》的原貌今已无从知晓,很有可能就是战国诸子经常提到的“春秋”。《左传》在战国社会的广泛流传,为战国诸子了解春秋历史提供了方便。《左传》大致按照编年体的形式,将大量零碎的春秋记忆材料连贯起来,形成有条不紊的时间和逻辑序列。《左传》作者站在新兴贵族的立场,将春秋历史叙述成周王室、诸侯公室的衰败史和新兴贵族的发展史,并通过大量“合法证明”记忆来证明新兴贵族取代旧贵族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创伤记忆的影响下,《左传》在桓、管叙事部分特别突出齐桓公和管仲攘夷狄、救中国的善举,将他们塑造成华夏文化捍卫者的正面形象。第三章旨在说明战国诸子的春秋记忆选择情况,并通过统计表显示不同学派在春秋记忆选择的范围和对象上的差异。战国时代,诸子之学兴起,并形成了不同学派。不同学派的学者由于学术思想主张不同,对春秋记忆的选择也存在较大差异。儒家提倡“仁”、“义”、“礼”,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对春秋贤臣和孔门师徒的言行事迹有着特别的记忆。墨家主张“非攻”、“明鬼”,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对春秋末年的吴越争霸之事关注较多,对春秋时期的鬼神故事也有关注。道家崇尚“自然”、“无为”,道家学派代表作《庄子》中保存了很多春秋时期的隐士记忆。法家学派代表人物韩非子鼓吹人主御臣之术,对春秋时期的权谋故事特别关注。纵横策士提倡合纵连横战争,对春秋争霸战争比较关注。第四章总结并分析了战国诸子的春秋记忆热点。战国诸子在学术思想主张上不尽相同,但他们对春秋历史有着共同的关注热点。根据统计数据,可以确定孔子及其主要弟子、春秋霸主及其辅臣、春秋贤臣等都是战国诸子的春秋记忆热点人物。孔子及其主要弟子之所以受到战国诸子的普遍关注,是因为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在战国社会影响巨大。战国时代愈演愈烈的兼并战争很容易唤起战国诸子对春秋争霸的回忆,春秋霸主及其辅臣便成了他们广泛讨论的对象。战国诸子大都推崇贤臣政治,春秋时期的贤臣可以为战国政治树立贤臣榜样,因此春秋贤臣受到战国诸子的普遍关注。不同学派的学者又受到个人经历、身份或学术主张的影响,而对春秋历史有着不同的记忆热点。《孟子》中提及齐景公的次数一般多于他书,这与孟子游齐的经历有关。《韩非子》中提及田成子和齐简公的次数远多于他书,这与韩非子的人主御臣主张不无关系。《吕氏春秋》中提及秦穆公的次数明显多于他书,这与该书主编吕不韦的身份和背景有关。第五章探讨了孔子记忆的意义,以及不同学派对孔子的不同记忆。孔子是战国诸子书中提及次数最多的春秋人物,战国诸子对孔子的言行事迹表现出浓厚的记忆兴趣。孔子继承古学,提倡周礼,在社会变革的浮躁环境中,整理并研究古代典籍,保存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孔子所开创的儒学经过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的努力而发扬光大,成为战国时代最显赫最有影响力的学派。孔子去世后,儒家学派开始发生分化,但没有四分五裂,这可以归因于孔子记忆的作用。孔子记忆不仅能够增强战国儒家学派的凝聚力,还能增强学派身份的认同感。孔子也成为战国其他学派关注的对象。墨家不满于战国儒家的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对儒家多有批评,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受到墨家的责难。贬损孔子的不只是墨家,战国社会出现了不少有关孔子的流言蜚语,孟子和荀子对此都有驳正。道家对孔子的关注不亚于儒家,《庄子》中提及次数最多的人物便是孔子。早期儒道两家之间可能存在继承关系,孔子记忆在道家学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孔子至少可以作为道家的重要参考系,这也许就是孔子以“他者”形象频繁出现在《庄子》中的原因。第六章探讨了战国诸子的春秋霸主记忆,以及不同学派对春秋霸主的不同态度。齐桓公是战国诸子提及次数第二多的春秋人物,春秋其他霸主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也被战国诸子频繁提及,以上五位霸主被战国诸子认定为春秋五霸。春秋争霸战争的历史、战国兼并战争的现实以及战国诸子的社会理想,促使战国诸子对王霸之道进行广泛讨论。儒家对王、霸有着明确的区分,法家则往往王、霸并重。孟子和荀子提倡王道,反对霸道,对春秋霸主记忆保持抑制的态度。尽管如此,由于春秋霸主身上具有十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包括儒家在内的各个学派都不能避免讨论春秋霸主,从这一点来讲,战国诸子一直在张扬春秋霸主记忆。齐桓公作为春秋五霸之首,受到战国诸子的关注最多,而道家和法家的齐桓公记忆最具特色。《庄子》中的齐桓公多为配角身份,又多与悟道故事有关。韩非子不仅看到了齐桓公身上的优秀品格,更看到了他治国过程中的失败教训,并多次揭示了他的惨死结局。第七章对战国诸子与《左传》的春秋记忆进行了对比分析。《左传》中的春秋记忆材料更多的出于官方史记,且前后联系,互为因果,具有时间和逻辑上的序列,而战国诸子书中的春秋记忆材料更多的出于民间传闻,且呈现出零散的状态,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记忆碎片。《左传》中的春秋记忆材料远多于战国诸子书,但战国诸子书中的春秋记忆材料有时可以弥补《左传》的不足,还可以为《左传》做注脚。战国诸子与《左传》的春秋记忆存有偏差,战国诸子与《左传》在春秋史实和人物形象的记忆上有时存在显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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