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与草原自然生态环境系统长期相互影响和互动嵌入之产物,游牧生态机制所呈现的流动性、交互性、共生性等文化生态特征在形塑了游牧社会一定的脆弱性之同时,也赋予了其相当的弹韧性。牧民与草原的交互共生关系是草原游牧生态机制规避环境风险性、克服人类脆弱性和营造社会弹韧性的基础,因而草原生态机制的维系是与游牧社会结构的塑造相嵌合的。历史上,安多牧区的土司、寺庙与部落的社会结构关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的产物,也是当地游牧社会适应若尔盖湿地草原生物多样性和丰富性及环境敏感脆弱性的一种结果。由此,安多游牧社会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灾害风险的经验智慧与社会资源。随着20世纪以来社会现代性转型进程的加速,若尔盖牧区先后经历了民主改革、草场集体化、草场承包到户、围栏放牧和牧民定居工程等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之后,其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历史变迁,原有的草原游牧生态机制也在发生变化。今天,若尔盖草原上日益严重的草原沙化、草场退化、狼灾鼠害和疫病流行问题,呈现了游牧社会在经历社会现代性转型之后其环境风险性和人类脆弱性的叠加态势。本研究通过回顾分析若尔盖麦溪地区传统部落制的社会形态与草原自然环境的交互性生态关系的基础上,来理解民主改革之后现代性的国家行政力量和市场商品要素的进入所引发的当地牧民生活世界的变化。基于若尔盖草原的生态环境变迁与牧民生活现状的田野民族志考察,发现麦溪牧区当下所遇到的生态问题背后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之外,其社会文化肇因更是不容忽视,而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出发,清晰地揭示了国家对草原“病理化的诊断”以及自身权力不断建构的过程。面对麦溪地区生态脆弱性的不断突出态势,与之相应的社会弹韧性机制的创新性建立则应基于一种在地化的策略,探索保障社区共同体自主性与能动性的制度体系以及地方社群进行文化再创造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