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现代主义在鲁迅“别求新声”的设想与实践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鲁迅的现代意识的形成,也与他对欧洲现代主义的接受息息相关。本文以鲁迅对欧洲现代主义的接受为视角,力图呈现鲁迅复杂的现代意识。在留日时期,救亡图存与改造国民精神的强烈意愿,是鲁迅理解欧洲现代主义的“前结构”,也是现代主义在鲁迅这里转化为启蒙主义的精神资源的主导因素。在五四时期,鲁迅依然从改造国民精神的角度来解释欧洲现代主义,但又不局限于这种启蒙主义话语,现代主义对鲁迅现代意识的影响也比留日时期复杂得多。尼采式的“任个人而排众数”隐含着对“独异个人”的推崇与对庸众的蔑视,这与启蒙所倡导的先觉者教化启发后觉者的基本逻辑相矛盾。孤独体验、自我解剖和个体生存意义的困惑等现代主义特有的思想主题,不仅促使鲁迅展开对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双重质疑,而且促使他离开启蒙这种集体性事业,转而关注个体存在领域。也就是说,鲁迅的现代主义意识反过来不断侵蚀他的启蒙主义立场。以鲁迅对欧洲现代主义的接受为视角,可以看出,民族国家意识与个人主体意识的融合,关心国事民瘼、救亡图存与关注个体存在的意义之间的张力及此消彼长,启蒙主义的创作思想与现代主义艺术意识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了鲁迅现代意识的丰富性与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