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文学产生之时起，它便具备了各种功用，其功用是多样化的，教化功用、抒情功用、娱乐功用可能都会集中在一部作品当中，但这并不意味所有的功用都是同等重要的或可等量齐观的。不同时代，不同时期，衡量文学功用价值的标准是会变化的。在魏晋南北朝文论家的眼里，因为所处环境、身份的不同，对于文学的功能要求也是不同的。魏晋时期玄风大炽，但儒学从未退出历史舞台，仍在无形中影响着文人的文学观念，这一时期衡量文学价值的标准主要是儒家的政治教化思想，挚虞、葛洪都主张文学要有益于风教。至南北朝，由于儒释道三家合流，人们的思想趋于开放，士人在各种思想观念的冲击下，各取所需、所好，于是此时评价文学价值的标准也趋向多元化，有推崇教化作用者、有惟情论者，有纯为娱乐者，或者兼容并蓄，持一种折中的态度来衡量文章的价值与功用。相比两汉惟礼教是用而言，文学的功用价值观在此时显得更为成熟与合理，因为文学的审美功用与抒情功用在文学批评中得到了充分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