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行动署（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简称SOE）是英国在敌占区从事破坏和煽动颠覆活动,以及支持与引导欧洲抵抗运动的组织。从这一相对的微观视角来审视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作用与影响,是对二战欧洲抵抗运动这一广大敌后战场相关研究的完善与补充。本文力图以特别行动署这一微观视角作为切入点,审视英国如何通过特别行动署影响欧洲抵抗运动,分析特别行动署本身的军事与政治活动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与影响,并借此探究作为海外颠覆机构的特别行动署与英国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笔者选择特别行动署在希腊的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其独特的地缘位置,使它不但在军事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政治上更是英苏两个不同大国相互争夺的角力场。通过希腊这一活动平台,能够更具体地展现特别行动署军事与政治活动的复杂性。文章拟从三个部分来分析英国特别行动署在希腊的活动。第一部分主要论述英国特别行动署的创设过程、组织结构、具体职能以及其地位的变化。由于英国在欧陆的节节败退,德国基本控制了整个西欧大陆。在这样的情势下再实行登陆作战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英国转而开始采用“间接战略”对抗德国。出于收集情报与同被占领国抵抗组织保持联系的需要,英国成立了三个早期的情报机构,分别是秘密情报D处（Section D）、作战部参谋处（MI（R））以及埃克特拉宣传部（Electra House）。丘吉尔就任首相后计划通过“点燃欧洲”的方式,在西欧大陆的敌后战场支持和援助欧洲抵抗运动对法西斯集团进行袭扰作战。同时归并三个先前设立的早期情报机构,成立特别行动署作为专门负责这一活动的组织,经济作战部大臣道尔顿被委任为首任署长。署长道尔顿谋求“欧洲革命”和“第四种力量”独立地位的激进言论引发了政府以及内阁保守党成员的不满。随着苏联与美国的参战,英国借助被占领国武装起义的间接抵抗战略被盟军的直接军事行动替代,特别行动署的地位也由一个独立特殊机构降格为受到约束的执行机构。第二部分是论文主体部分,包括第二、三、四章,第二章主要论述特别行动署在希腊的军事行动。1941年希腊抵抗法西斯入侵失败,随即被轴心国分区占领。在希腊境内,由希腊共产党（KKE）领导的希腊民族解放阵线（EAM）以及右翼势力领导的希腊全国民族民主同盟（EDES）等各个抵抗组织纷纷建立,同时英国扶植下希腊国王乔治二世逃亡伦敦并设立流亡政府,为希腊的抵抗与反攻提供了组织基础。希腊局势的变化促成英国开始做出部署和应对措施,特别行动署进入希腊,同希腊抵抗组织一道开展了一系列秘密军事行动,配合盟军的正面作战。这些军事行动具有形式多元性,行动周期性等特点。特别行动署援助希腊抵抗组织的军事活动有效打击了法西斯集团的力量,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在正面战场的军事行动。第三章主要论述特别行动署在希腊的政治调和活动及其与外交部的矛盾分歧。英美军事同盟达成之后,由于两国军事资源的比重与所承担的军事义务的差异,双方在战略层面存在着分歧。德黑兰会议后,英国所力主的巴尔干战略被废弃,英国将维持巴尔干地区优势的希望寄于流亡政府与右翼抵抗武装,由此开始打压希共抵抗组织,但特别行动署仍尽可能持身中立地对各个抵抗组织进行政治调和,以避免抵抗力量的内部分裂。这样的处理路径与外交部的政策规划完全相左,双方矛盾的实质是特别行动署立足于统合一切力量击败法西斯的短线军事考量和英国外交部立足于维持战后英国优势的长线政治考量之间的矛盾,双方路线的分歧导致之后特别行动署权限被进一步限制,它在希腊的活动也因职权的限制逐渐倾向于消极。但其政治调和行动仍对希腊抵抗运动的发展乃至英国对希腊的政策调整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第四章论述战争后期,英国的战略目标由彻底击败法西斯转变为尽可能地维护英国在希腊的利益与优势地位。希腊成为了英国同苏联进行大国博弈的筹码,希腊共产党领导下的抵抗组织也开始转变成为威胁英国利益的敌人。在1944年初,特别行动署仍同希腊抵抗组织合作完成了诺亚方舟（Noah’s Ark）行动以及抓捕克莱伯（Kreipe）的军事行动,但在英苏秘密协定之后,特别行动署则按照英国政府要求对希腊国内与未来政局做出了调整与安排。随着纳粹的撤军,特别行动署也基本完成了在希腊的任务,取而代之的是英国的军事接管,这一草率的安排也直接激化了英国与希腊共产党组织间的矛盾。第三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以及笔者对特别行动署的一些评价与思考。首先从多个角度说明特别行动署在希腊一系列活动的作用与影响。其一是对希腊抵抗运动的支援和帮助作用,其二是对巴尔干战场政治与军事态势的影响,其三是对战时英国巴尔干战略规划与外交政策谋划的影响。其次分析说明特别行动署在希腊一系列军事与政治活动的特点,包括活动方式的低烈度性、活动内容的复合性以及活动性质的流变性;最后从特别行动署在希腊活动的有效性和局限性两个角度对其进行评价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