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国家对经济、社会控制减弱,腐败已不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一种影响所有社会和经济体的跨国现象。腐败犯罪呈全球化、国际化趋势,跨国性、涉外性特征明显。伴随着腐败犯罪国际化的是腐败官员外逃及腐败犯罪赃款跨境转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明确提出“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显示出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2014年11月以前,我国已与多达六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各类司法协助条约计百余项,与美国、加拿大等搭建了司法与执法合作框架,境外追赃合作格局初具雏形。因此,完善我国反腐国际追赃没收机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基础、民意基础、实践基础,具有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虽然我国反腐境外追赃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追回来的赃款数额仅仅冰山一角,且追赃过程艰难、耗时长久,原因之一即为我国反腐追赃没收机制不完善,制约了这项工作的开展。学界目前关于反腐境外追赃刑事法律问题的研究很多,且关注到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对于我国在反腐追赃国际合作司存在的困境已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但对于如何完善没收制度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为此,本文选取该主题为研究对象,拟从反腐追赃实践中发现问题,将相关国家的先进立法及司法经验作为论证依据充实到分析、建议中,以立法理论指导案例,以案例完善立法,将实证与理论相结合,为我国境外追赃没收制度的完善提出些许建议。本文通过对比研究国际反腐追赃没收法律制度,结合国内外反腐追赃案例,如我国追回余振东腐败赃款案、我国追回李华波腐败赃款案、菲律宾追回前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腐败赃款案等案例,对我国反腐国际追赃没收机制的困境进行分析,主要从刑事没收立法不完善、民事追缴制度弊端、没国际收合作立法缺陷三个方面予以阐述。后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对我国目前反腐国际追赃没收机制运行模式进行分析研究,针对我国反腐国际追赃没收机制存在的困境问题,提出具体的制度建设方案,主要从完善刑事没收立法、增设民事追缴制度、完善没收国际合作的相关立法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本文还提到了没收违法成本、废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替代措施等问题。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关注了 2017年1月5日颁布实施的《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出对特别没收程序采用灵活多元的证明标准,并结合《监察法》进行探索。同时注重民事追缴制度的运用,主张运用民事诉讼手段、建立民事没收制度;并提出充分运用反洗钱手段,亟需完善反洗钱刑事立法,以反洗钱合作为切入点加强没收国际合作,达到境外追赃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