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机的角度对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行为进行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解释中国对外行为所发生的革命性转变,这对于它未来外部走向的判定具有现实意义.该文基于"国家对外行为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这一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以国家利益的客观层次性和相对可变性为两大基本变量,通过对国际系统、国内系统、观念这三个层面上的国际结构、国际进程、国内结构、国内进程以及认知因素这五个变量展开分析,结合历史研究,得出中国如何根据国家利益的变化来调整与国际机制关系的结论.作者认为,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中国参与国际机制主要是"内驱"的结果,即中国追求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主动采取的战略选择.同时,我们也充分肯定"外驱"也就是环境因素的推动作用.在各种竞争性的国家利益面前,中国领导人的取舍标准是不同时期国家利益的优先次序,而这种秩序又是由国家利益的客观层次性和相对可变性所决定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的大国来说,目前的崛起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搭现有体系的"便车".中国对于现代化的追求以及自身实力的限制决定了它融入国际体系是一种理性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