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艺术”指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政治文学及其艺术特色，包括其深刻的政治文学思想和简洁明晰的语言风格，具体而言，“奥威尔艺术”是作者追求独立自由的政治诉求和简化凝练语言的热情的完美交融。政治寓言《动物农场》和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是奥威尔的政治文学的两部代表作。这两部小说以探讨革命前后权力机制的运作为轴心，彼此互补，分别对前极权主义时代和后极权主义时代的极权主义政权做了极具穿透力的刻画与剖析。作为政治隐喻小说这两部作品的历史广度远远超越了作者所在的历史年代，将“历史”的永恒性定义从以往“历史决定论”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同时探讨了“历史决定论”引发“极权主义”狂澜的深层原因。　　本论文以卡尔·波普尔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为理论基础，以《动物农场》中的一名角色“马哲”为批判对象，阐述了其政治文学如何破解“一场革命就能一劳永逸地赢来自由独立”的政治神话，从而从政治历史哲学层面对“奥威尔艺术”折射出的历史观进行深入解读。　　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　　引论从整体上对乔治·奥威尔作为一名政治作家的政治思想阅历加以追寻和探讨。　　第一章从历史道德观入手，对奥威尔两部代表作----《动物农庄》与《一九八四》的历史批判主题进行了简要评述。　　第二章主要对《动物农场》中的一名角色----马哲提出的以历史决定论为基础的革命理论进行批判。论文从他的演讲中提取出他关于历史进程预测的“历史预言三段论”，借用卡尔·波普尔“证伪法”和“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以倒置的顺序，依次批驳三段论的第三步、第二步和第一步，从而对马哲以历史预言为主要方法论、以为“历史决定论”为理论基础的革命理论进行了系统性批判。　　第三章主要对马哲历史决定论预言进行方法论上的批判。第一部分先确立马哲的理论假设----社会学的自主性，然后从整体上批判了马哲以经济决定历史为理论基础、以社会学决定论为理论方法、以阶级分析理论线索的预言方法，从而得出结论，由于历史现实不存在实验结果那种绝对客观性描述，所以适用于自然科学的预测式方法并不同样适用于历史科学。第二部分指出历史决定论潜在的道德伦理其实是一种反文明的未来道德主义。马哲提出的历史决定论的追随者---猪利用其对现状的深切不满来营造一个理想的、尽善尽美之梦想的世界，从而来阻止群众面对现实责任并在大众中形成一种“未来道德主义”的非道德性道德观，以此推卸群体对社会的责任以及个体对现实的责任。第三部分在方法论层面对马哲的历史预言进行诊断，揭示出反理性因素是致使其滑向极权主义的根本原因。历史决定论者对理性在社会建构中功用的否定必然导致其在处理社会问题时缺乏科学思维和权力建构中理性制约的确实，从而成为极权主义滋生的温床；而其对个体对集体的绝对服从的极力宣传则造成绝大多数群体对统治社会领导者权力的消极屈从，从而为极权主义的成长提供了沃土。在诊断性的方法论上，论文针对马哲反理性的“历史决定论”的产物----“乌托邦社会”提出了与之相对的理性的民主社会建构原则，即“渐进社会工程”，指出历史预言的局限性在于历史决定论机械化的决定性论武断地摒弃了渐进社会工程的科学社会建构方法。只有在社会改革问题上重新树立以科学批判和理性方法为主导的理性思维，才能建立起民主体制制度框架，从而为非暴力改革提供可能，并实现政治事务理性化。　　最后，在以上章节分析基础上，论文得出结论，根据奥威尔的历史哲学观，历史本身并无任何含义，因此历史预言不能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同时指出，奥威尔政治文学对历史决定论的否定开启了重新审视历史的新视野，倡导了一种不以政治权力的更迭，而从对建立开放社会的追求为历史进步标准这种正确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