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生态环境问题仍然比较严峻,成为制约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第十四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指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绿色投资。因此,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综合利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推动工业企业主动参与绿色投资,形成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越来越成为不可忽视的手段。在这种趋势下,政府绿色补贴应运而生。然而,政府绿色补贴能否弥补工业企业环境管理成本,提升绿色投资意愿?能否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投资?对于不同污染密集度、不同要素密集度、不同生命周期的工业企业来说,政府绿色补贴对绿色投资会产生怎样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研究。首先,本文就政府绿色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及其基于污染密集度、要素密集度、生命周期层面的影响异质性进行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政府绿色补贴通过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融资约束,进而影响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第二,从成本消化角度分析发现,政府绿色补贴会对不同污染密集度工业企业绿色投资产生差异性影响;第三,从提高绿色研发速度、缓解融资约束、扩大盈利生产等角度分析发现,政府绿色补贴会对不同要素密集度工业企业绿色投资产生差异影响;第四,从隐性担保作用、提高绿色进入壁垒、填补生产亏空等角度分析则发现,政府绿色补贴会对不同生命周期工业企业绿色投资产生差异性影响。其次,本文基于2011—2019年我国上市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政府绿色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政府绿色补贴促进了工业企业绿色投资。进一步,本文从污染密集度、要素密集度、生命周期层面进行了影响异质性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政府绿色补贴能够显著促进清洁、中度污染工业企业绿色投资,且对清洁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而在重度污染工业企业中,政府绿色补贴未能显著发挥对绿色投资的促进作用;第二,政府绿色补贴能够显著促进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企业绿色投资,且对技术密集型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而在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中,政府绿色补贴未能显著发挥对绿色投资的促进作用;第三,政府绿色补贴能够显著促进成长期和成熟期工业企业绿色投资,且对成熟期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而在衰退期的工业企业中,政府绿色补贴未能显著发挥对绿色投资的促进作用。最后,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风险承担、融资约束这两个作用路径,结果表明:在风险承担方面,政府绿色补贴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促进了工业企业绿色投资,中介效应成立;在融资约束方面,Boostrap检验结果显示系数的置信区间均不包括零,中介效应也成立。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政府绿色补贴的制定不能一概而论,要充分考虑到工业企业的污染密集度异质性、要素密集度异质性、生命周期异质性等,针对不同特征的企业制定适宜的、恰当的绿色补贴,充分发挥绿色效能,实现工业企业由“棕色”向“绿色”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