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我国各类发展指导规划中,除了社会民生,被反复提及的重要议题就是科技创新。从时间的维度来看,当前历史已经发展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由于每次技术革新都会释放大量的生产力,推动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所以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企业等微观主体,现在都是突破创新的当打之年。为了促进创新,我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扶持和成果保护政策,单看财政科技支出就由2015年的7005.8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10095.0亿元;政府也成为了对社会创新水平颇有影响力的一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的研发成果有了明显的增加,但仍在质量和经济效益上与发达国家有不小的差距,这说明我国政府补贴的研发转化效率有待提高。又因为当下企业是我国创新的主力军,且在市场经济中,客户等供应链上的利益相关者常会通过自身在交易博弈中的议价优势和信息优势占用卖方的流动资金、干预其产品策略和发展规划,进而影响供应商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造能力,所以本文结合理论和实证,试着探索:1)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检验补助金是否有效地起到了研发推动作用;2)客户集中度对政府补贴与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客户关系对政府补助创新效用的影响,及该调节效应的异质性和作用机制;3)作为补充,本文还检验了客户集中度与企业创新的直接关联。其次,由于我国创新产出“质”的提升没有跟上“量”的增长,即在新增专利中占大部分的是科技含量较低的非技术发明专利。为了解决这种发展不平衡,首先要在学术上把创新研究深化到“质”的层面,为政府、企业的调整优化提供理论支持。所以,本文借鉴了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的做法,按照研究结果类型的差异,将其分成发明专利和非发明专利,分别对应于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再加上专利申请总数衡量的整体创新水平,构造了多维度的创新指标。本文也从这三个维度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丰富了研究内容。本文的创新之处简单来说包括:1)将客户集中度指标作为调节变量加入研究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间关联的二元框架中,探究客户集中度的调节效应;2)根据企业产权属性和所在行业特征的差异,进行分组回归,检验客户集中度调节效应的异质性;3)参考叶宝娟等（2013）提出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从现金流不确定性、现金周转期及资产专用性的角度,检验客户集中度产生调节作用的中介渠道;4)区分开创新的“质”和“量”,使用多维度的创新指标,进一步探究了客户集中度对不同类型创新影响的强弱,以及上述客户集中度调节效应在不同创新上的差异。本文选择了1406家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经营数据为调研样本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如下:1)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有正向激励作用,即补助金越多,创新成果越多、质量也越好。2)客户集中度会抑制企业创新,降低成果质量,且相较于实质性创新,该变量对策略性创新的负面影响强度更大。3)客户集中度对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即客源越集中,相同补助金产生的创新成果就越少,质量也越低;且相较于实质性创新,客户集中度对政府补贴与策略性创新间关系的调节更为显著。4)对于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客户集中度都对政府补贴的创新促进效应进行了负向调节,没有作用方向上的异质性;但在国有企业中,客户集中度的调节作用更强。5)对于不同行业特征的企业,客户集中度的负向调节作用仅在非保护性行业样本中存在;且从作用强度的角度来看,客户集中度在非保护性行业中的调节效应更强。6)回归结果证明,现金流不确定性、现金周转期及资产专用性都是客户集中度发挥调节效应的中介渠道。本文拓展了创新研究的视角,也为优化我国的政府补贴机制和企业创新管理提供了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