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公民个人信息价值凸显,个人信息安全问题也愈发严峻。个人信息的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刑法修正案(九)》自2015年11月1日起开始施行后,2016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数量较上一年上涨1068%,2017年至2019年案件数量持续上升,达到1490件,2734件和2999件。逐年上升的案件数量昭示这个人信息安全问题的严峻形势。在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体系内,刑法作为最后的屏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司法实践却反映了一系列问题,体现了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困境。完善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也因此成为大数据时代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重点。本文首先通过案例透视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现实境遇,认为司法实践处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过程中主要存在公民个人信息范围扩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方式多样;前置性条件虚置;倾向于适用“量化”情节认定标准;关联行为处理差异化等现实问题。而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大数据技术颠覆了原有的信息安全秩序;当中的根本原有在于缺乏系统化的前置法律保护体系,这使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置性要件无法发挥罪状限定的作用;同时,由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法益属性不明确,使得公民个人信息的边界越发模糊。因此,要完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需要加快推进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核心的前置立法;结合大数据时代的特征重新明确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将非法利用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适当扩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方式;同时完善“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以及妥善处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与关联犯罪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