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追溯理雅各的身世、学养、信仰、理念开始，对他在错综复杂、影响深远的“译名之争”中的立场和观点及其意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作一次“名与实”意义上的梳理和探讨，以此推进讨论理雅各的比较宗教研究和孔子研究。他在深入研究中国经典的过程中逐渐消除了对孔子的成见，扩展并融合了视阈，理解了另一种传统；其汉学研究方法及其成果是东方主义的“另类”。多方面的因素促使了这种转变。本文旨在探讨理雅各长期潜心研究、翻译中国经典这一经历给研究者、翻译者造成的影响及其意义。这既是本项研究的学理构架，也是笔者在此项研究中的学理认识。本文除绪论外，分五章展开讨论。第一章对理雅各的汉学研究和翻译成果做追根溯源的探究，探讨理雅各的家庭背景、教育以及社会环境对其宗教思想及其知识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本章旨在通过追溯、分析其宗教思想的形成和知识装备的结构，为下文的展开做好学理准备。第二章着重探讨理雅各在“译名之争”中的立场、观点及其意义。这是他深入研究中国经典的肇始，促使他广泛、深入地钻研儒家经典；他在这次辩论中所发表的文章初步显示了他在比较宗教的研究和传教中采取以耶附儒、适应性策略的努力，也是我们继续探讨他的汉学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本章的目的在于探讨隐含在“译名之争”后的中西文化契合的可能和意义。第三章接着以理雅各对中西“上帝观”的比较研究为对象，探讨理雅各的比较宗教研究。本章主要以理雅各发表于1877年的论文《基督教视野里的儒教》和1880年的专著《中国的宗教》分析文本，探索理雅各在比较宗教的研究中对中国古人之“上帝”这个“他者”之实的确定及其学理意义。第四章继续探讨理雅各汉学特色东方主义的比较宗教和孔子研究及其启示。在比较宗教方面理雅各体现出难以根除的基督教排他主义，而对孔子的评价却经历了从嘲笑到尊重的变化。本章力图探究理雅各对孔子的认识变化的原因。笔者认为恢弘浩瀚的儒家经典和博大宽容的中华文化精神对研究主体的思想认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五章把理雅各翻译中国典籍所采取的忠实译法放在中西翻译史的背景上做一宏观的比照，并与辜鸿铭的翻译策略进行比较研究。此外，还从微观的角度，在语言与民族精神、直译与忠实的关系层次上探讨理雅各对《论语》里的几个关键词语的处理方式及其所体现的译者的主体性与文化交流的关系；结合理雅各在影响深远的“译名之争”中所坚持的立场和观点及其意义，从中挖掘出这种忠实的文献性翻译策略与文化交流的关系、及其对译者的潜在影响的深层关系。本章的论点，即本文的结论由此推出：长期的儒学研究，尤其是长期有意识地坚持对中国经典采取文献性的忠实翻译原则，译者的思想观念也变得更开放，更宽容了。本文坚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思想，回归原典，以大量的原典阅读为基础，运用阐释学理论评述理雅各的汉学研究及其翻译作品。其次，用比较文化的理论分析理雅各所从事的开放、动态的汉学特色东方主义研究，并采纳比较宗教理论和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对理雅各的汉学研究成果和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根有据的解说。再次，用西方现代翻译理论考察译者的动机、目的、选题、方法和策略、翻译效果。此外，当代语言学的各种理论，尤其是当代语言哲学的理论和新发现对本文的扩展性、可持续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