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生致力于文学形式的实验与创新。通过实验性创作,尤其是小说与传记的创作,伍尔夫在英国文学史的转型期为革新文学样式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伍尔夫的创作实验中,小说与传记跨越了样式界限,因此催生了有关伍尔夫作品的样式性质问题。国内外相关研究虽然探讨了伍尔夫的生活经历在小说与传记中是如何转化的,但却忽略了转化与伍尔夫就作品进行形式实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还忽略了伍尔夫的小说与传记跨越样式界限的问题。为此,本论文从事实与虚构的角度入手,探讨伍尔夫小说与传记在形式上的特征及实质,目的是揭示伍尔夫进行文学形式的实验与创新的思想实质。这对于理解伍尔夫的创作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本论文主要探讨了伍尔夫在小说与传记中就事实与虚构的关系进行实验的问题。在实验中,伍尔夫构建了多样化的事实与虚构关系,其中包括结合关系、分离关系、混合关系以及张力关系。伍尔夫数量众多的日记、信件和自传可以证实,伍尔夫有意就事实与虚构的关系在小说和传记中进行各种不同的实验,这一实验贯穿了伍尔夫整个创作历程。事实对于伍尔夫来说,是指在其生活中发生的人与事件,这些人与事件可见而且确实;虚构对于伍尔夫来说,既指在创作过程中去构建非确实性的内容,又指在构建时所使用的手段。伍尔夫不断地尝试去构建多样化的事实与虚构关系,因而创作出的每部小说或传记都具有自身的独特形式,而且每部作品都具有多重样式性质。在小说《到灯塔去》中,伍尔夫就事实与虚构进行了结合实验,因而使这一作品具有自传性与虚构性的双重特征;在小说《海浪》中,伍尔夫就事实与虚构进行了分离实验,因而使这部作品具有诗歌与小说的双重特征;在《奥兰多传》中,伍尔夫就事实与虚构进行了混合实验,因而使这一作品具有传记性与虚构性的双重特征;在《罗杰·弗赖传》中,伍尔夫在事实与虚构的张力间进行了实验,因而使这一作品具有事实传记与虚构的双重特征。这两部小说与两部传记作品分别创作于20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期间,是伍尔夫小说与传记的重要作品。因此,本论文就这四部作品进行了论证研究。此外,论证过程中还涉及了全部非虚构作品的背景,借助了与创作这四部作品相关的日记、信件、自传以及文学批评。本论文的主体由4章组成,它们分别讨论了伍尔夫在这四部作品中就事实与虚构所进行的结合实验、分离实验、混合实验以及张力实验。第一章讨论了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中结合事实与虚构的实验。在这部作品中,伍尔夫塑造了莉莉·布里斯科与拉姆齐夫妇等人物。作为事实与虚构结合的产物,这些人物分别真实地对应于伍尔夫及其父母莱斯利·斯蒂芬和朱莉亚·斯蒂芬,这些人物还体现了伍尔夫渴望重建因父母离世而失去的生活的完整性。对创作《到灯塔去》的伍尔夫来说,父母离世意味事实缺场,在作品中再现他们的生活,意味着事实因虚构而重返现场,还意味着生活的完整性重返现场。缺场的事实与虚构的现场在《到灯塔去》中结合在一起。这是生活和艺术的结合,在该结合中,伍尔夫再现了真实的生活,同时借助艺术手段重建了生活的完整性。事实与虚构在《到灯塔去》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第二章论证了伍尔夫在《海浪》中分离事实与虚构的实验。在作品中,伍尔夫塑造了6位主人公,这些人物在现实中都有事实对应体,然而人物的内心世界却完全是伍尔夫虚构的。事实与虚构被分离。伍尔夫用《海浪》的诗体小说形式作为呈现分离关系的载体。她试图借助《海浪》分离诗体小说与叙事体小说,后者是指“真实陈述者”、“人物塑造者”、“心理分析者”以及女性小说家等4类作家的小说形式。这四类小说家关注人类社会自身,强调在小说中叙事,而伍尔夫则把自己的虚构世界拓展为宇宙背景下的人类生存状态,通过抒发情感的内心独白以及有关自然的非人格化描写,伍尔夫强调小说应诗化。在《海浪》中,人物内心的情感独白和有关自然的非人格化描写分别代表了事实世界和虚构世界。伍尔夫通过分离情感独白和非人格化描写,分离了事实和虚构世界。这是伍尔夫在《海浪》中通过分离事实与虚构而得到的结果。第三章研究了伍尔夫在《奥兰多传》中混合事实与虚构的实验。在这部传记中,虚构的传主是事实与虚构的混合体,这位传主是由维塔·萨克维尔-威斯特与伍尔夫两者衍生而来。传记具有事实性特征,小说拥有虚构的权利,混合了事实与虚构的奥兰多这个人物是伍尔夫在实验混合传记和小说这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通过混合事实与虚构、传记与小说,伍尔夫塑造了具有真实性的奥兰多这位传主。这位传主混合了维塔·萨克维尔-威斯特和伍尔夫的真实性。通过混合,伍尔夫试图去构建和揭示的真实性被融于《奥兰多传》这部艺术作品中。伍尔夫的实验表明,生活的真实性或者说世界的真实性,只能在混合了事实与虚构的艺术作品中被解蔽,或者说真实性只能发生在艺术作品中。因为事实本身虽为获取真实性的基础,但如果不通过虚构作为解蔽手段,内在于事实的真实性将无法呈现。这是伍尔夫在《奥兰多传》中通过混合事实与虚构所要表达的思想。第四章探讨了伍尔夫在《罗杰·弗赖传》中就事实与虚构的张力所进行的实验。由于在罗杰·弗赖本人的文献事实中,事实的意义并不丰富,因此伍尔夫的虚构空间受到限制。同时,要求传主应为道德好人,这样的现实进一步削弱了伍尔夫虚构的可能性。在事实与虚构的张力作用下,传主便成为伍尔夫在两者之间妥协的产物。这种妥协来自传记文学在伦理方面的张力。这种张力既要求传记应去除虚构,展示事实,以获得真实性为义务,同时要求传记应满足社会利害的需求,承担道德示范的责任。伍尔夫试图通过事实与虚构的实验传递生活的真实性,但实际上,现实与虚构自由的张力无法逃避,绝对的虚构自由不可能存在。在《罗杰·弗赖传》中,伍尔夫最终意识到事实与虚构的张力是无法消除的。通过这四章的论述,本论文得出结论:在有关事实与虚构的结合、分离、混合与张力的实验中,《到灯塔去》、《海浪》、《奥兰多传》、《罗杰·弗赖传》这四部作品反映出伍尔夫在实验建立多样化的事实与虚构的关系,跨越了小说与传记的样式界限,其目的是探索能够更加有效地展现生活的新的艺术形式。在伍尔夫看来,生活或者说世界由体现为事实的外在表象和通过虚构而获得的内在本质所构成。通过多样化的事实与虚构关系,伍尔夫构建出基于不同视角的、形成于生活事实基础之上的虚构世界。由于事实世界具有动态的现实性,因此伍尔夫运用了多样化的视角对其进行虚构。虚构使伍尔夫的主观经验客体化。通过虚构,伍尔夫实现了主体对客体的全面认识。从该角度来讲,有关事实与虚构的实验反映出,伍尔夫在认识论方面与诸如马塞尔·普鲁斯特、托马斯·曼、詹姆斯·乔伊斯、D. H.劳伦斯、T. S.艾略特等其他现代主义作家是一致的,他们都在20世纪之初以艺术为手段探索着客体世界与主体经验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