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心与离心的实质便是地方意识与国家意识之间的互动结构,也是中央权力再集中的过程。而民族主义话语的出现则构筑了二者复杂的现实结构,从“天下”到“国家”的过程便是人们民族观念不断演进的过程,也是以民族主义弥合适应民族差异的过程。本文无意事无巨细地描述出民族主义话语下向心与离心的全过程,也并非想强调边区风物展本身会具有多么划时代的转型意义。而是希望通过对边区风物展的解析,将一个已被历史遗忘的小展览置于由聚光灯式的大展览所构成的历史背景中,能否更加清楚地展示出民族主义调合国家意识与地方意识的过程。进而叙述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变过程中,民族主义在边区风物展中所驱动的向心与离心现象,同时叙述出其在建构“国家”与“边区”的内在逻辑。本文分别从展览组织架构、展示内容结构、展品图像话语与展览场域中的民族主义四部分来展开论述。其一,详细介绍了边区风物展的展览组织架构,由此发现了一种新的展览制度正在进入公众的观展感知中,且在其中与传统发生了博弈与妥协。在此过程中,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被带入至舆论场中进行了讨论。其二,详细介绍了边区风物展的展品数量与种类并探讨了展示的方式,从中可看到国家意识与地方意识并非是截然二分的状态,二者呈现出一种融合的姿态。其三,详细介绍了边区风物展中的图像资源,这些图像经历了精心的准备与设计,呈现在了观众面前。与此同时在图像制作与传递的过程中显示出了内地对边地的观看惯习。“天下”向“国家”的转变过程中“新”与“旧”、“内”与“外”依旧呈并存状态。其四,详细介绍了边区风物展的受众与两位组织者。民族主义的话语实践需要人的参与。通过分析展览的文本资料来勾勒出民族主义作用于国家意识与地方意识之上时,是如何达成和解的,并概述出民族主义下向心与离心的底层结构。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在民国时期中央在重建威权的过程中,其结构依旧难逃传统天下观。如同在边区风物展中所展现的现象,中央的“阳光”照射至边省的四川,却遇到了地方意识的执拗,而作为边省的四川在关照省内边区时,也遇到了与中央相同的困境。但在重重的离心倾向下,制度与观念也在润物无声地改变着一些细枝末节,艰难地重构着国家体系。同时伴随着不断侵来的外部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观念成为了社会共识,并且迫使着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地之间混杂的指涉关系被民族主义捏合理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