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与人类的无度欲望和野蛮态度密不可分,本质上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这种异化表征人悖逆了人性的真善美,使原本和谐的人地关系发生断裂,最终导向人与自然失去自由。生态共同体以生态危机为出场背景,以有机整体的视野将人与自然置于一个互生互惠的生命共同体,由此消解了人类超拔于自然之上的狂傲与虚妄,使人性复归善意的本真达成天地美生的和谐。生态共同体出场有着雄厚的理论根基,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提供了理论来源,有机哲学阐发的有机整体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提供了超凡的生态智慧。生态共同体经历了自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的运演逻辑,每一种共同体形态都编织出不尽相同的人地关系。在自然共同体中人与自然保持着元初的本真,在蒙昧的时代境域中维系着安宁和谐的井然秩序。在社会共同体中人与自然纷纷卷入了资本主义现代性追求资本无限增殖逻辑的漩涡中,人与自然蜕变为超绝欲望的奴隶,大自然在人类狼性态度的蹂躏下满目疮痍,倒逼着大自然发出本能的抵抗,貌合神离的人地关系必然招致生态危机的幽灵肆虐无常。生态共同体旨在以有机整体的宏阔视域重塑人与自然的共生价值,把人与自然置于一个彼此交织互惠的生命共同体中来审视以期弥合断裂的人地关系,最终指向人与自然的根本和解。生态共同体拒斥工业文明越多越好的经济理性原则,倡导够了就行的生态理性原则,在实践中扬弃以牺牲生态利益换取经济增长的黑色发展观,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念,而且生态共同体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实践归宿,澄明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超越意蕴,标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河西走廊位居我国西北边疆甘肃省的西部,因地处黄河以西地形酷似走廊而得名,由于深居西北腹地远隔海洋属典型的干旱区,水资源极度贫乏。所幸走廊南麓的祁连山孕育了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内陆河,得益于内陆河的滋育走廊内分布着大小各异的绿洲,数千年来人类倚重于这些绿洲繁衍生息,故而河西走廊又称为绿洲走廊。河西走廊的区位特点决定了该区域不仅对保障西部边疆安全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而且作为古代丝绸之路重要的交通枢纽河西走廊承载着东西方文明互通共荣的重要使命。如今国家提出了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战略有利于再次突显河西走廊在融通东西方文明中的纽带或桥梁作用,从而为新时代背景下河西走廊的生态治理提供了契机。河西走廊在先秦时期人类活动尚在生态承载力范围之内人地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然而伴随着两汉、隋唐、明清三次大规模的开发利用,人地关系经历了相对稳定期、缓冲期和激烈对抗期的运演过程。历史时期出现的内陆河尾间湖泊消失、绿洲边缘植被破坏、耕地沙化既已确证原本和谐的人地关系出现了难易逾越的鸿沟。如今河西走廊业已突显的水资源日渐短缺、沙漠化进程加快等生态问题赫然昭明人地关系依然沟壑难平,严重制约了河西走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咄咄逼人的紧迫情势意味着生态治理刻不容缓,而河西走廊的生态治理存在诸如政府主导生态治理失效、综合治理机制不健、生态治理中的发展理念滞后等现实缺陷导致生态治理的效果不尽人意。生态治理是通过还原人性的纯真本性借以实现以人为本的内在回归,进而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外在超越,生态治理的双重向度展现了人性与自然性的统一,昭示人与自然本质的内在统一。河西走廊生态治理日渐式微吁求生态治理价值取向的转向,即由人类中心主义主导的单一价值取向转变为生态共同体福祉为旨归的多元价值取向。人类中心主义将人标举为生态系统的主宰,阐发人为自然立法的应然逻辑,遵行竭泽而渔的黑色发展方式,必然招致人类超然于他物的单一主体的生态治理模式来显现人的至尊地位,生态治理的效果事倍功半。生态共同体福祉为旨归的多元价值取向将人与自然视为和谐统一的生命体,坚守人向自然生成的自然规约,在实践中践履天地美生的绿色发展方式呵护生态共同体的根本福祉,进而俞示摒除人与自然绝然割裂的单一主体治理模式而践履多元协同的生态治理路径来统合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河西走廊多元协同的生态治理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为实践指向,遵循有机整体主义的统合理念、人与自然互不相胜的统合理念及可持续性的新发展理念,自始至终把人与自然的共生权益统摄于生态治理的全过程。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河西走廊的生态治理需要新发展理念引领实践,创新发展和协调发展为生态治理提供不竭动力和根本保障,开放发展为生态治理提供有利条件,绿色发展本身就是生态治理的实践逻辑,而生态治理的最终归宿是实现优良生态和美好生活的自觉耦合,共享发展的成果。新发展理念的有机统一形塑了卓异的价值共识和精妙的理论体系,引领河西走廊在发展生态经济、完善生态政治制度体系、发掘生态文化资源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进而为河西走廊的生态治理夯实基础,推进实现人与自然美美与共的现代化新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