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程序中未成年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出台,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1）（以下简称《解释》）的发布中都对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程序中的部分问题进行了规定,包括对询问人员的规定,以及询问方式和询问地点的规定。但是各项规定并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具体的、规范性的,针对特定未成年被害人的询问程序。所以应当将目光放在对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程序的建构与完善上,这一问题既关乎未成年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又关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程序的进步。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程序对于我国而言还比较年轻,纵观域外的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程序,成熟的未成年被害人询问程序应当具备以下基本特征:首先,了解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性,即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特殊性、语言表达能力的特殊性以及心理状态的特殊性。其次,询问主体的专业性。这里的专业性指询问队伍具备法律、心理、教育、社会学专业知识力量和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相关工作专业力量的办案人员,同时还具备有存在必要性的负责辅助工作的其他行业的专业力量。再次,询问环境的适当性。这里指询问环境设置的各个方面对未成年被害人而言都需要适当。最后,实现询问环节的精细性,需要对各个询问环节进行明确的规定。询问准备阶段、询问进行时以及询问结束及后续阶段都应当进行明确要求。对于该构想的实现,应当确立基本指导原则,第一,最有利于未成年原则。该原则其实也即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上尽可能的实现未成年被害人利益最大化。第二,一次询问原则,该原则能够有效避免未成年被害人受到多次伤害,同时保证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证据力。第三,未成年人隐私保护原则,这主要是对询问主体的一种约束,同时也是将目光放在未成年被害人隐私保护上的转变。在基本原则的指引下,发掘出我国未成年被害人询问中不同阶段的程序性不足。首先,询问准备阶段询问场所选择的不当,询问人员参与安排的不当,未成年被害人信息掌握不全面,缺乏标准询问指导方案。其次,询问进行中询问方式的不合理。开头过于格式化,整体询问模式过于僵化,询问过程中语言过于书面化和成人化,询问问题种类和顺序设置不当。再次,询问过程记录不规范。具体包括对于笔录和全面录音录像方面进行的不够完善。最后,询问结束环节简略。这里既包括结束当时的有效沟通也包括询问结束后的一次性询问的贯彻以及之后未成年人的心理救助。这些问题都应当在实践的探索中予以有效的解决。针对上述问题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完善。第一,完善询问准备工作。设置专门询问场所、打造专业询问队伍、引入询问辅助人员、收集询问对象信息、预先制定询问方案。第二,构建标准化询问过程。强化初始阶段的良好沟通建立与未成年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优化询问方式询问语言去专业化和去成人化,灵活运用询问模式,将开放式陈述与针对性提问相结合。第三,严格询问过程记录,规范询问笔录的记录模式,严格贯彻全面录音录像制度。第四,细化询问结束阶段。构建一体化的未成年被害人保护机制,消除在询问程序中对未成年被害人权益造成侵害的各种程序性的潜在威胁,保证专属于我国的特色化未成年被害人询问机制顺利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