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新冠疫情云南省大理市卫生健康局（以下简称大理卫健局）征用重庆口罩一案为视角,并结合我国当下征用制度以及域外国家的制度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突发事件中的行政征用存在公共利益界定模糊、征用主体规定不一致、征用范围和对象不明确以及征用程序性规定的缺乏等问题,并以此为契机,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征用制度的建议。当今突发事件频发,以上问题影响着实践中应对突发事件的效率和对被征用方的权利保障,相关法律和制度亟需厘清和明确:公共利益应从多个维度进行界定;在征用主体方面应确定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经授权的职能部门;征用范围及对象方面应确定消耗品和劳务可以纳入征用的对象,过境物资不属于本行政区域物资不可征用,调用而不是征用国有财产,但不能涵盖全部国有财产;征用程序在简化的基础上仍要遵守正当程序原则,必要步骤不可省略。以云南大理市卫健局征用口罩一案为切入点,从实际生活当中去发现问题,在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有关应急征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文本的分类梳理,对法律文本进行逐条分析。同时从纵向、横向两方面去分析我国现有征用制度,从纵向上可以看到立法不同层级的问题,横向上可以看出征用的不同方面,例如主体、范围和程序等方面的问题。进而在综合分析问题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的应急征用法律制度提出建议,以期更好地解决实际中的问题。本文主体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一般征用和突发事件中行政征用的理论概述。第二部分主要是对我国征用制度的历史回顾以及对当前突发事件应急征用的法律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以此次口罩案为视角,对应急征用制度存在问题的分析。第四部分主要分析几个典型国家的征用制度规定,从中学习经验。第五部分是对完善突发事件中行政征用制度法治化路径的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