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服务外包产业与经济运行的关系,经济学理论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服务外包是逆经济周期产业,经济不景气时仍可保持逆势增长;有的研究则显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与宏观经济之间呈现出一种总体一致性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步入新常态,明确服务外包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有助于政府在经济由制造业为主向服务经济转型期间,准确定位服务外包产业,从而制定恰当的产业政策,并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因此,研究服务外包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影响,是分析服务外包产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想视角。鉴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本文在考察服务外包产业对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化影响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服务外包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影响,进一步探讨服务外包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制。首先,本文对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服务外包产业规模、服务外包产业竞争力、服务外包产业从业人员、服务外包产业结构分布以及服务外包产业政策五个方面;在此基础之上,本部分重点分析了服务外包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地区差异。通过构建门限回归模型,把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按模型估计结果分别划分为高速增长区域和低速增长区域两大类,并进行参数估计。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基于服务外包产业增加值增速和GDP增速的二元模型的确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即不同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水平下,服务外包产业增加值增速和GDP增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的确存在显著差异。服务外包产业高速增长的地区,服务外包产值增加值增速对GDP的影响显著大于服务外包产业低速增长地区服务外包产值增加值增速对GDP的影响。这说明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已经显现出一定程度的空间集聚效应,我国东部地区服务外包产业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更为明显,但同时也不难看到,中、西部地区也已经出现了具备差异化优势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如重庆、武汉等。其次,本文在系统阐述服务外包产业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及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对服务外包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一方面,通过构建线性协整方程和基于指数平滑迁移误差修正模型(ESTAR-ECM)的非线性均值回归方程,对服务外包产业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协整检验,以考察服务外包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影响关系。不论是基于线性协整检验还是非线性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均表明在滞后阶数为0阶时,国内生产总值序列和服务外包产业产值序列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与服务外包产业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另一方面,通过构建线性和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统计量,考察服务外包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动态影响。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服务外包产业产值同比增速序列与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序列之间存在较强的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而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序列和服务外包产业产值同比增速序列在5%显著性概率下存在单方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因此,基于线性和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所得到的结论一致,即服务外包产业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再次,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服务外包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联动关系,通过刻画脉冲响应曲线深入探讨服务外包产业、第三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一,从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VAR)模型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滞后1阶项作为转移变量时,无论是单方程线性检验还是方程系统线性检验的模拟显著性概率均在10%置信水平下拒绝经济变量间存在线性关联机制的原假设。也就是说,由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序列、服务外包产值同比增速序列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序列构成的三元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模型存在非线性关联机制。第二,线性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和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VAR)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在刻画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服务外包产值同比增速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之间的短期动态关联机制时,STVAR模型的拟合度要优于线性VAR模型。第三,服务外包产业、第三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在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中,能够清晰地观察到服务外包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经济处于“旧陈态”和新常态时具有较大差异;第三产业和服务外包产业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线性向量自回归模型还是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模型,均表现为此消彼涨的现象。最后,本文通过构建双对数模型,比较分析了中国和印度的服务外包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影响。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中国和印度的服务外包产业对GDP的增长弹性都比较大,并且两国非常接近,中国甚至略高于印度。中国的服务外包产业对GDP的增长弹性为0.8772,印度的服务外包产业对GDP的增长弹性为0.8632,即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每增加1%,GDP将增加0.8872个百分点。但是,我国服务外包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仍然较低,2016年仅为0.95%,远远低于印度的5.48%。但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具有更大的潜力优势,随着服务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将日益显著。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由制造业为主向服务经济转型期间,对服务外包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机制进行研究,分析服务外包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影响,有助于政府合理定位服务外包产业,关注服务外包产业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机制,规避服务外包产业的潜在风险以及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的恶劣影响。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作为经济增长的先行指标,服务外包产业的繁荣必将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