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市民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日益强大的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如何?是否象许多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制衡与对抗是美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最重要的功能，这一问题引起笔者的关注。本文从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对19世纪末至冷战结束前的美国市民社会的政治参与做了剖析，认为制衡与对抗并非一以贯之地是市民社会的最重要的基本功能。这种功能的发挥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论文包括前言、正文、结束语及参考文献。 前言介绍了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制衡与对抗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一项最重要的功能的观点，分析了该观点的渊源，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正文第一部分分析了美国市民社会在国家层面上参与政治的力度。认为美国市民社会的一般成员在国家层面上根本没有参政权；特殊利益集团尽管能够参与国家政治，但在某种程度并不代表广大市民社会成员的利益，而且在涉及国家危机需做出决策时，他们也无能为力。因此笔者认为，在国家层面上，美国市民社会参与政治的力度颇为有限，根本谈不上其对政治国家的制衡与对抗。第二部分论证分析了美国市民社会在地方层面上通过公决、创制、罢免等直接民主制形式参与政治的功能得到一定体现，但地区有限。笔者认为，只有在地方层面上，美国市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才能够制衡与对抗政治。 结论是：制衡与对抗是要分层面的，笔者认为不能笼而统之地认为制衡与对抗是市民社会的最重要功能，市民社会的制衡与对抗功能受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