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39- )是加拿大当代著名诗人、小说家与文学评论家，已发表作品40多部。她的作品多次荣膺各种文学奖项，包括2000年的布克奖、加拿大吉勒文学奖以及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等，已在世界文坛引起批评家的关注并深受读者的喜爱。阿特伍德是一位睿智的作家，她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还保持着对生活的敏锐体察，并以其富有特色的笔触，描绘出人类生活纷繁而独特的体验。在她的众多文类的作品中，阿特伍德对当代加拿大人，尤其是加拿大女性的生存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她的以加拿大为背景的小说同样体现了类似的主题，以诗人的气质、调侃的智慧与反思的理性，讲述了19世纪中叶至21世纪初加拿大社会中自我身份与社会角色相冲突的故事。迄今，阿特伍德已经发表了11部长篇小说，它们通常以置身现代西方社会的女性为题材，通过女性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反映社会。阿特伍德一直关注着加拿大女性在当今社会中生存与追寻自我的命运，描述了她们的困境与选择、迷惘与突破、探索与幸存之路，十分值得研究与关注。她在小说中塑造了众多具有传统形象，又在男性主宰的文化中始终具有异化感的女性。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们尤其具有主动、丰富的自我意识，她们有聪明才智，通常受过良好教育，对女性自身生活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见解，对社会的种种现象也有深入的思考，自我认知逐步提高。 在发表于1969年的第一部小说《可以吃的女人》中，阿特伍德生动地反映了自己对60年代加拿大妇女生活方式的思考。其中的三个妇女形象：克拉拉、恩斯丽、玛丽安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生活模式，同时也反映了妇女逐渐走向自我认知，自我构建的三个阶段。因此，小说中的这些女性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原型意义，她们的一些特质同样体现在阿特伍德其后小说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身上。本文试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对小说《可以吃的女人》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细致的描述、分析与对比，阐释当代妇女从安于现状的满足、被动的沉沦，到怀疑抗争、主动的选择，到最后的自我身份的认知与确证、从而实现自我构建的过程，并援引阿特伍德其它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加以例证，比如，《浮现》中的无名女主人公、《使女的故事》中的奥弗雷德、《别名格雷斯》中的格雷斯等。可以说阿特伍德其它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的形象几乎都经历了这种“沉沦—抗争—自我重建”的类似的心路历程。 论文第一章主要描述困于家庭藩篱的那些沉沦的女性形象，分别讨论了在家庭以及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女性的边缘、从属地位，以及父权社会文化对女性的羁绊、忽视与压制。“房中的天使”一直是传统父权社会所标立的理想女性形象，也是女性们长期以来追附的目标。这种定势化的女性形象的形成有其社会、历史与文化的渊源:约定俗成的父权社会的价值标准塑造了人们的思想，促使女性们折服于父权力量，热衷于从圣人似的丈夫那里获得拯救。在小说中，这种迷惘、沉沦的女性形象比比皆是，呈现出扁平人物的特征，从而暗示了传统力量根深蒂固的影响。即使在当今的加拿大，这种定势思维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而现代社会消费主义的泛滥更对这种偏见推波助澜，毒害着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束缚着她们的自主性与创造力。在小说中，克拉拉的婚姻生活经历体现了当代加拿大妇女在定势阴影下的两难境地。在此，阿特伍德批判、颠覆了由来已久的关于性别角色的偏见思维。而随波逐流的“办公室处女”类的形象，则更加体现了作者对女性自身甘于受害者身份，充当父权社会同谋的善意的嘲讽。 第二章描述了那些勇于抗争、追求自我身份的女性形象。在当今现实社会中，对性别角色的形成和两性的和解问题，阿特伍德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并通过恩斯丽和玛丽安两个同中有异的形象，提出了自己温和与折衷的女性主义见解。耳濡目染于父权社会的传统，男性往往养成对女性的偏见，以及作为男性自身的傲慢与自负。相应地，具有反叛意识的女性也会由此对作为父权社会代表的男性产生对立、憎恨态度。然而，性别的战争是一个双刃剑，受害的是男性与女性双方。这种情形集中体现在塞壬式的女性恩斯丽与花花公子伦之间一场毁灭性的纠葛中。通过恩斯丽这个人物，阿特伍德批判了父权社会的狭隘偏见，同时，也含蓄地表明不理智的性别极端主义的失败。 在阿特伍德的文学历程中，玛丽安这个发展的人物形象是其一大成就:一方面，通过她，阿特伍德展示了女性保持独立与自我身份的可能性，以及冲破各种局限的个人历程和方式。玛丽安开始是“天使”一样的传统女性，随着自我意识逐步增强，她逐步认识到自己的受害者的身份，在巨大的焦虑和恐惧中，走上了对自我身份的认证与重建的精神之旅。最终，她意识到正是不公正的常规的社会制度剥夺了她自由、积极的生活模式，如同她紊乱的消化系统使她不能正常饮食，维持生存。在消费主义风靡的现代社会里，为了不被这些“吃人”的力量所吞噬，她几次逃离这种父权的控制、支配环境，逃离其未婚夫，体现出独立自主的意识，进行了艰难但宝贵的尝试。虽然她这种“逃逸”的方式看似温和、折衷，但在生活中却不失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