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七年乡村叙事中,歌颂新时代农村的新人新事新风尚和正面表现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中两条道路斗争成为创作的主旋律。作家眼中的乡村呈现的既是和谐温馨、欣欣向荣的“田园”,又是两条道路斗争的“战场”。它们通常不是独立呈现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出“扭结”的姿态。这种扭结指向的是作家创作心理的内在冲突。而十七年的特殊环境造就了作家具有时代色彩的政治人格和文学人格,正是这政治人格和文学人格的博弈,衍生了作家创作心理的内在冲突,进而呈现出了十七年乡村叙事的这种特殊现象。本论文以作家创作心理为基点,旨在通过时代追踪及整体性的价值判断,来分析十七年乡村叙事中“田园”与“战场”扭结的现象。其中,绪论部分首先概述田园与战场的形成及其内在冲突,政治人格与文学人格的形成溯因及总体倾向,然后阐释“田园”与“战场”的冲突和政治人格与文学人格冲突的内在联系,最后对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矛盾冲突和作家创作心理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述评,同时说明本论题的研究意义。第一章主要论述十七年作家政治人格的时代色彩及其作品中的“田园”与“战场”的扭结现象,并概括出具有特定时代色彩的两种创作心理,即时代巨流裹挟下的趋时心理和“欲拒还迎”、“欲迎还拒”的复杂矛盾心理。在因袭的传统士人精神和主导意识形态规约的双重作用下,十七年作家形成了一种较为统一的政治人格,总体上是热情投入、拥抱新时代、新农村、新生活的。但因其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和进入方式不同,表现出了对主导意识形态的紧跟或疏离的心态分流。如王汶石、浩然、李准、周立波、柳青、赵树理等作家,对于新农村生活的认知和书写,对“写田园”和“写战场”的时代主题选择,都往往会有不同的取向和表现方式。第二章论述十七年作家的文学人格的坚守与审美理想的追寻,主要分析一代作家审美追求的“田园化”和“战场化”倾向,以及自觉调整的“两极化”转向。“写田园”和“写战场”的时代主题已内化为作家自觉的审美追求。从孙犁的“乡村理想”、赵树理的“问题意识”、浩然等的“阶级斗争叙事”等创作取向中,不难看出当时作家审美追求的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对乡村理想生活的热爱关注,一种是对阶级斗争书写的执着追求。同时,基于主导意识形态的规约、评论家的导向性评价以及作家的自我创作期待等多方面因素,许多作家也在主动调整其创作取向,如陈登科、骆宾基、沙汀等就由于“赎罪”心态的牵引而影响着自己的创作追求。浩然、李准等作家则出于一种渴望艺术上的突破以及顺应时代思潮的心理,其创作呈现出“战场”向“田园”倾斜、“战场”向“田园”转向和“田园”向“战场”跨越三种形态。第三章通过分析主导意识形态和民间审美期待的相互借重、碰撞与消解,来揭示当时作家政治人格和文学人格的纠缠与突围,并概述作家在其“田园”、“战场”意境书写过程中的人格升华。在那特殊的时代环境下,作家对理想的乡村社会生活的情感体验和想象期待往往难有生存空间,主导意识形态也往往要把民间审美期待强制纳入关于合作化运动和阶级斗争的题旨中。另一方面,抽象的政治主题和现实政策等,也只有与地方风俗、家长里短、儿女情长等民间情状的书写相结合,才能顺利进入文学爱好者的审美接受视域。某些作家在“阶级斗争”的题旨框架中填充风景、风俗、风情的书写方式,也会对主导意识形态规范形成一定程度的弱化和消解。从整体上说,当时作家在追随时代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因其差异性的政治人格和文学人格的博弈,因而对于“田园”与“战场”的书写也呈现出各有侧重或不同的扭结姿态。结语部分在进一步归纳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创作心理以及“田园”与“战场”的内在冲突的基础上,也概括指出其不同创作心理影响下的创作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