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权力的制约，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永恒话题。对于中国古代传统官僚政治权力，历代王朝都不曾放松过管束和制约。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恃武立国”之后，前朝外戚篡权、宦官干政问题使他心有余悸，权力失控、武人擅权问题更让他坐寝难安。因此，赵氏在废周立宋之后，汲纳唐末藩镇割据、五代政权混乱的历史教训，秉持“重文抑武”的执政理念，紧握政治权柄，慎行其事，在以伦理纲常、祖制家训约束皇权的同时，设“两府三司”以分宰相之权，采用“化整为零”的权力制约方式，以避免官僚权力的过度集中，从而形成威胁皇权之政治势力。同时，建立和完善各项官僚权力监督制度，厉行权力制约，加强对官僚权力的制度性防范，以避免官僚权力的滥用。北宋官僚权力制约机制堪称完善。一方面，权力配置比较完善，基本形成了“上下相维、轻重相制”的政治权力格局；另一方面，官僚权力运行方式十分严密，各个运行环节互相牵制，互相制约。确保了赵氏江山承续三百年之久。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就会导致权力滥用，权力离开监督亦会滋生腐败。以此考量，北宋围绕赵氏皇权这个中心，形成了以“两府三司”为核心的权力中枢和层层递推的地方权力架构。官僚权力触须伸到了政权所控区域的各个角落，从而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彼此制衡的权力网络系统。北宋官僚权力的监督制约，是通过权力的具体运行而得以体现的。论文共分六章探讨北宋官僚权力制约机制这一主题。第一章以北宋官僚权力制约机制产生的背景为起点，渐次拓开论述。北宋官僚权力制约机制的形成，是诸多复杂因素媾和、互推共助的产物，是历史演进、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具体来说，北宋官僚权力的制约机制源于：唐末五代政治乱象之教训的汲纳，执政实践中政治发展的现实考量，以及革除前朝官制弊端的客观需要。论文的第二章为北宋官僚制约机制的历史变迁。全面梳理了北宋以前官僚制度的发展变化、形成特点和运行方式。与前朝相比，北宋官僚权力制约机制在机构设置上，中枢权力机构作了重大调整，形成了皇帝、宰执、台谏的“中枢权力大三角”；地方权力架构则罢除支郡，实行路府州县的行政建制；在监督机构中，中央设置职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的台谏机构，地方配置监司、通判等，专司监督之责。同时，完善和制定了多项政治制度，以制约官僚权力，如规范官吏的选拔和任用制度；实行官、职差遣分授制度；调适官员升陟、降黜制度；完善官员考课、监察制度等。在北宋官僚权力运行方面，更加重视官吏任免，推行考课之举，创制磨勘之法，更加突出“任、免、考”关键环节。论文的第三、四、五章是论述的重点，分别从北宋中央官僚权力层面、中央与地方官僚权力层面以及地方官僚权力层面三方面，论证北宋官僚权力制约机制的构成。在中央官僚权力的制约上，通过儒家伦理教化、史官留青约束、宰辅之谏限制等制约皇权；内朝则加强了对宦官、宗室及外戚的权力防范，以免内朝权力极度膨胀而危及皇权；外朝则通过分割宰相权限、防止宰相擅权，削弱重将权力、谨防武人谋反，完善监察制度、防朝官乱权，推行科举制度、收回取士之权等方面来约束朝官权力。在中央对地方官僚权力的制约上，通过分割地方官僚的行政权，收回地方官僚的财政权，加强对地方官僚权力的监察、通过伦理道德的约束等方面进行限制，防止地方官僚乱权现象的发生。就地方官僚权力制约而言，论文则通过地方官与吏胥的关系进行论述，北宋时期的地方官与吏胥，更多地是通过在合作中互相制衡来实现权力制约的。此外，地方属民聚众抗争，对地方官僚权力也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论文的第六章是对北宋官僚权力制约机制的评价与启示。不可否认，北宋官僚权力的制约机制是有两面性的：一是借鉴古法而创设新制，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二是官僚机构设置叠床架屋，导致事权受阻，效率低下，其时代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其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在于：一方面，官僚权力的制约是政治社会发展的永恒话题，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更是推动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权力制约以权力界限为前提要素，以制度制约为根本途径，以伦理制约为文化诉求，限制与激励却是权力制约中的平衡器。结语部分从“事为防，曲为之制”治国体系的形成、“变家为国”的祖宗之法的确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文官集团的建立三方面对北宋官僚权力制约机制进行了概括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