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到1966年，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在现实中已经告一段落，但出于对巩固新生政权、树立国家形象的考虑，“革命”被确指为一切新文艺的主导方向。在此背景下，电影作为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普遍的宣传效果的艺术形式，受到政府的极大重视。“十七年电影”以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指导思想，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为批评标准。对于在这样的文艺观指导下所产生的“十七年电影”来说，娱乐性往往被大家所忽略。“十七年电影”在主题精神和选题上极大的满足了当时人民群众的需求，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满足了刚刚获得解放的劳苦大众的各种心理，引起了观众在浅层以及深层次上的共鸣，既体现了“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这一命题，又体现出“十七年电影”较丰富的娱乐性。本文第一、二部分对电影的基本属性和电影娱乐性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论述了“十七年电影”中存在的原始娱乐性和现代娱乐性，并进行了较为丰富的例证。本文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做为依托，阐述了“十七年电影”对观众本能享受的浅层次审美需求和深层次审美需求，进一步论证了“十七年电影”娱乐性的存在。由于受“十七年”的时代环境影响，任何一位艺术家都不可能脱离政治单纯地去追求自己心目中的艺术，所有的电影作品几乎无例外的要为政治服务，很多作品是为了政治需要而拍摄的应景作，艺术生命力不强。本文第四部分对“十七年电影”的娱乐性做了检讨，对“十七年电影”娱乐性的局限性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