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以来，独联体境内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先后爆发了带有共同的西方民主政治色彩的颜色“革命”。但是实践证明，打着“民主”口号上台的新政府，除了让民众可以听到几声民主口号外，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上并无作为，原政权中存在的政治弊端不但没有得到改观，反而与国家稳定与繁荣的发展目标渐行渐远。 似乎西方式民主改革并不如西方国家所声称的那样放之四海而皆准，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内部，学者也就政治民主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存在很多迥异的声音。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不断有学者在探寻政治民主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如何的系统性关系。尽管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齐头并举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乐见的，但事实上，学者们对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特别是在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是否相容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 本文沿用过去研究中惯用的“民主——公共政策——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对1993年-2007年间中国政治协商民主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本文摈弃了西方研究中对民主主观形式的测度方法，抽象出更为客观的民主影响公共政策的特征——民主包容性，提出民主影响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框架，并通过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获得对本文提出假设的支持。 中国的协商式民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中国目前尚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协商式民主的运营成本仍高于其同期公共决策水平能给经济增长带来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内，协商式民主尚不能给经济的发展提供太大的贡献。 我国协商式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呈U型曲线，具有典型的“干中学”效应。尽管在民主设立初期，公共决策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增长随包容性提高而有下降趋势，但随着经济的增长，政协会议制度不断在完善，委员可以在提案的讨论、执行中收获“干中学”的效果，公共政策决策的效率质量可以获得持续的提高，此外，政协委员的选拔开始逐步完善，政协委员质量也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得到有效的提高，逐渐有越来越多自认为无力承担委员职责的委员主动辞去委员的职位，进一步推动了政协制度以及决策的进步，在不久的将来，协商式民主的制度可以逐步为经济的增长注入强劲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