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瞩目成就。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污染、资源耗竭和生态破坏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危害人类健康生存的重大问题。因此,如何有效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实现“中国梦”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之一,也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企业又是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理当担负起污染治理与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但是,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加之环保投资具有资金占用量大、投资周期长、经济效益低等特点,多数企业往往没有主动进行环保投资和污染治理的意愿。因此,政府需要通过“有形之手”进行环境管制,以解决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市场失灵。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成为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的重要对象,政府的环境保护措施需要通过企业这一中间载体进行传导,而企业则通过具体的环保投资行为使政府的环境政策得以实施。政治关联是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具体化,由于企业政治关联现象的广泛存在,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环保投资行为决策机制与传导过程就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目前,无论是对政治关联还是环保投资,学者们都已经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拓展了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但是,将政治关联与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相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文献却很少,并且,环保投资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以政府为主导的政府环保投资或行业环保投资,而基于微观企业主体层面数据的相关实证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以微观民营企业为对象,研究政治关联与企业环保投资行为之间的关联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从理论上看,本文基于微观层面的民营企业数据对企业环保投资与政治关联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考察在不同环境规制强度条件和差异化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下政治关联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这将进一步完善政治关联影响企业环保投资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实践方面看,通过研究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可以为推动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建立健康、良性的政企关系提供有益的指导,也可以为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应的环境管制政策、有效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正确引导企业进行环保投资提供重要依据。本文运用环境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及会计学与财务学等多学科知识,通过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主要探讨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重点分析政府环保补助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深入分析不同高管层级的政治关联与不同政府层级的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二是在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政治关联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环保投资。本文采用多种方法衡量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强度对民营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并重点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环保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三是在差异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重点考察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影响的变动情况。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第一,我国企业环保投资呈增长趋势但规模总量相对较小。2008-2015年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环保投资总额基本保持了增长态势,但规模总量仍相对较小。对民营企业而言,这种现象显得更为突出。民营企业环保投资虽然在研究期内也保持了增长态势,但体量更加微小,而且,民营企业的环保投资更多的是环保费用方面的表面性支出,涉及环保设备更新、技术升级方面的资本化环保支出规模更小。可见,民营企业在环保投资方面的表现欠佳,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潮中它们应该反思并以实际行动去承担更多的环保责任。第二,政治关联可以促进民营企业扩大环保投资规模。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环保投资规模要比不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环保投资规模更高,即政治关联有助于民营企业扩大环保投资规模。从环保投资的资金来源看,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费用化的环保投资增加更为显著,资本化的环保投资增加相对较小。另外,具有中央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对中央政府的环保意图和决策领会更深,更加倾向于执行并落实国家的环保要求,承担更多的环保责任;而具有地方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有时候会与地方政府达成某种默契,迎合地方政府追求经济政绩的需要,在执行环保政策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环保投资力度。第三,政治关联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获取更多的政府环保补助,从而会进一步增加企业环保投资。与政府建立“关联”确实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环保补助,尤其是董事长和CEO的政治关联发挥了主要作用。并且,民营企业获得的政府环保补助更多地来源于地方政治关联,中央政治关联在整体上并没有带来民营企业政府环保补助的显著增加。第四,地区环境规制对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具有倒U型的调节效应。环境规制强度与民营企业环保投资规模正相关,环境规制约束越强,民营企业的环保投资规模越大。同时,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会改变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其环保投资原有的线性关系。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存在一个环境规制强度的临界值使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对其环保投资的影响呈倒U型分布。即:当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低于某个临界值时,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民营企业政治关联有助于促进其环保投资规模的增加;当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突破该临界值后,环境规制强度越高,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反而不利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的扩大。第五,差异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条件能够显著影响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其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企业环保投资规模也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则相对较小。本文实证研究发现,在差异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条件下,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对其环保投资的影响受到了显著的负向冲击。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可以显著而且幅度较大地增加环保投资,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对环保投资规模的积极促进效应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滑,导致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增加的幅度有限,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造成企业环保投资规模的萎缩。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丰富了企业环保投资影响因素及政治关联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一方面,本文从政治关联角度出发,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因素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有益补充;另一方面,本文也为检验政治关联对环境治理产生的影响做了积极的尝试,便于更加全面地理解政治关联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第二,在探讨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时,将政府环保补助纳入研究框架,完善了这一问题的研究路线。同时,本文将企业环保投资具体细分为资本化的环保投资与费用化的环保投资,以更好地理解民营企业在面对政府的环保压力时所采取的应对策略。第三,将政治关联现象细分为“有无政治关联”和“政治关联强弱”,并探讨了不同政府层级的政治关联和不同高管层级的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本文从多个维度刻画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以及强度,进一步厘清了政治关联的边界。第四,综合考虑了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地区经济发展压力对政治关联和民营企业环保投资关系的外部调节效应,为更好地发挥政府在促进企业加大环保投资力度方面的“有形之手”的作用提供了直接的经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