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揭示了乌托邦产生社会根源和心理学原因。乌托邦的出现和近代社会“反个人”的出现有关。“反个人”是在古代社会的瓦解的过程中出现的失败的个人，他们不适应近代社会的抽象性质及其个人主义性质，更无法忍受古代社会的瓦解以及由此带来的挫折感，他们梦想回到古代社会那种无忧无虑、无需选择的亲密的共同体中去。反乌托邦思想家认为，“反个人”是近代乌托邦运动的主体，他们认为，“反个人”回到古代社会的梦想只会使人类退回到一个更加野蛮的社会。 乌托邦政治是解放政治，它力图将人们从无知和不幸种解救出来，实现人的自主和独立，从而获得自由和幸福，可是这种积极的自我导向的解放学说却在政治实践中造成了奇特的颠倒。伯林认为，这种颠倒的根源在于乌托邦的强制的一元论观念。伯林区分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他认为信奉解放政治的乌托邦用积极自由吞没了消极自由从而导致对人们自由和权利的侵犯。反乌托邦主义者都是解放政治反对者，他们反对一元论的强制观念，主张捍卫现实世界的多样化存在形态，并力图确保个人不受干涉的权利(消极自由)，波普的开放社会、哈耶克的抽象社会、奥克肖特的公民社团都是这种观念的体现。这种思想促成了乌托邦观念由迷信解放的传统乌托邦向崇奉权利的新型乌托邦的转向，诺齐克的元乌托邦就是这种乌托邦实践的理论形态。 乌托邦是实体论思维方式的产物，而中国哲学主要受“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的影响，“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是一种肯定现实世界的理论形态，它只能产生逍遥隐逸的桃花源，而不是否定现实政治的乌托邦。